金戈铁马走大良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05-20 16:23     点击量:
       
邱秋

        这座城寨曾经喧嚣过,但这喧嚣只有短短的三十余年;

  这座城寨又是寂寞的,而这寂寞一来就近八百年。

  一个春阳高照的日子,我缓步行走在这座一片寂静的城寨上,想找寻到当年古战场上的喧嚣。然而,那喧嚣早随几百年的风雨飘散而去,留下的是平和,是静谧,即使有一点声音,那也是茅屋瓦舍里的鸡犬之声,是孩子相互追逐的嬉笑,是大黄葛树下眼神浑浊的老人拉家常时的缓缓细语,是寨上人们望着我这陌生来客时诧异的目光。而这静谧留给我的更是一位访古者心中淡淡的遗憾。在来这古城寨的一路上,我一直希望能听到当年那铿锵的金戈碰击声,想听到战马在蜿蜒的甬道上飞奔的哒哒蹄声,想见到当年在这数不清的丘壑间千军万马汇集于此的壮观场景。但是,这一切今天都不可能看见了,我只能站在这山崖上任山风吹拂思绪,在老人们单调而又枯燥的喋喋叙述中去苦苦寻觅,在那仅有的残卷中去尽力想象……

  这座城寨就是位于四川广安市前锋区境内的大良城,一座曾经在南宋王朝统治者眼中充满期冀,一座曾经在蒙古铁骑指挥者手下不知被重重指点了多少次的城寨,一座被人们称为能与合川钓鱼城齐名的川东抗元历史名寨。

  上篇


  一

  有人说,大良城始筑于唐代,这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我还没找到相关的确切依据,但是建立于宋代,兴盛于南宋末年这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的大良城,古战场风貌几乎已消失殆尽,但站在山下,远眺横亘于千丘万壑间的寨城,气势还是那样雄伟:悬崖依旧陡峭,山壁令人胆寒。如果围绕山崖转一圈,确实还能让人想象到冷兵器时代此处易守难攻的险要。一条蜿蜒的乡村公路让我们乘坐的汽车轻松地登上了城寨。这公路贯穿山寨,把寨上的小东门与东门连接了起来。

  大良城,古名大良平,这里的“平”字与“坪”相通。寨上除西门湾地势稍低外,其余地势在我看来基本可算平缓,没有很大的起伏。不过当地百姓仍然将全寨分为九塝、十三沟、二十四个拦垭丘。据说全寨还有六道山梁,诸如碑梁子、黄葛梁子、庙梁子、砖梁子、走马梁子等等。

  大良城又名莲花山,系因此寨山形如盛开之莲花。由于身处山寨之中,我不能一睹这山寨全貌,但是当我来到北门往南看去,只见绵延的山崖之石如莲花般一瓣一瓣依次排列,恰如观音所坐的莲台宝座。这形状倒使我对莲花山之名有了一种直观感受,忙叫同行朋友观察,都觉很像。

  有资料记载,大良城海拔429米,相对高度为100米。对大良城较早描绘的有《方舆纪要》,书中称此地:“石岩四绝,天然险固”。民国版《广安州新志》中的“岩险志”也称其“山势奇峻,周围数千丈,高数百丈”,乃“石壁四绝之地”,因而“地控川东之西,与钓鱼城为形势之要。”确实,大良城四周多为高约10来米的悬崖峭壁,当年只有山丘之间的几条小道才可以进入城寨。西北两面可控渠江,东南两面可制约广安与大竹之间的陆路交通,因而是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塞。

  大良城有多大?有人曾对山寨的周长做过实地测量,绕城一圈整整有四公里,可见山寨是很大的。山寨大,城墙规模自然也不小。宋朝末年筑城后,大良城城墙曾几经修缮,主要集中在清嘉庆年间、咸丰五年和民国四年。然而多年来,这些石头垒筑的城墙已难看到。我曾沿着山寨悬崖的边沿认真寻找,一路上除偶尔可见一些被荒草和泥土遮掩的断垣残墙外,绝大部分地段几乎没有了。老乡告诉我,当年城墙上的石头要么被农民撬去砌了房屋,修了猪圈,要么就是抬去修了渠道水塘,而毁坏的年代也大致在农业学大寨的岁月。我曾考察过广安境内不少的古寨,它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由此可见,人的建设能力确实很令人惊叹,但一旦破坏起来也绝不示弱。

  站在大良城上,环顾四野,渠江从城寨很远的西北和西南静静流过。但是,与合川钓鱼城不同的是,钓鱼城下就是嘉陵江,山崖根前就是水军码头,而大良城与渠江却相距六、七公里之遥。大良城四面有许多小山寨、小山包。东面有大岩寨、曾家寨,离东门不远处有一兀然耸峙的独立山丘,与大良城相对而立,当地人称之为“对山”;大良城的南边,是太平寨和石谷寨;西边是双鱼城。为何叫双鱼城?寨上没人能说出其因。但古志上却有说法:“双鱼城,州东五十四里,以石似双鱼形名。下即梭罗溪。”寨的北面,是著名的小良城。

  就是这样一个高耸的山寨,水源却相当丰富,有塘堰十来口,水井十九口,其中的一口最大堰塘面积约10余亩,堤坝是用上好的大青条石砌筑,坚固无比。绝非现今一些地方的那种豆腐渣工程。当年大良城军民饮用和灌溉的主要水源即来自于此。至今,它还是大良城上百姓主要采水地。除了塘堰,这里的山泉也很丰富。老乡告诉我,在小北门和东门各有一股山泉水,很大,时间关系我没去看,但我在西门城门根下却见到了一汪常年不断的浸水在汩汩外流。回来时查了一个资料,证实小北门的泉水每小时可以接20挑,大约相当于一吨水,东门的泉水可接10挑。可见其水量真是不差,让我有了一种山高水也长的感受。

  正因大良城山势险峻,地处要冲,耕地较多,水源充足,所以才有了余玠将其作为广安军治所在、使之成为当年抗元重要据点的决策。

  站在城寨最高处,一个叫做黄葛树梁子的地方,这里几乎可以把全寨一览无余。昔日蜿蜒曲折的城墙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零散分布于寨上的座座不成规模的民居,还有生长于四野的黄葛树。以前来这里时,寨上种满了油菜,花开季节,放眼一望,金黄耀眼,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地采着花粉。今天来时已是暮春,菜花开过,油菜正结籽。一些空地里,老百姓正操作着耕土机在整理土地。“突突突”的马达声打破了城寨的寂静。沿着寨上往东门去的小公路,我们来到了一条小街,当地人称之为新街。顾名思义,这街道之外肯定还有一条老街。新街主要是用当地盛产的青砂石铺就而成。街道不宽,房子多为典型的川东民居风格,青瓦房屋,临街一色木板铺面,也还古朴。街上偶尔会跑过一两只小狗、小猫。寨上人告诉我,这里当年很热闹,八个生产队,八百多人,是大良公社(后改为乡)所在地。供销社、学校、商铺一应俱全。后来这里取消了乡的建制,加之公路修通,寨上于是便慢慢清静起来。离新街不远有一个大石坝,俗称砖房梁子。称其为砖房梁子是因为这里当年有一砖砌的四合院。相对独立,一楼一底。据说这砖房小院是当年地方武装首领郑启和在大良城居住的地点。郑启和,同盟会会员、广安代市人。上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曾随熊克武征战,官居师长之位。后离开军界到上海办厂。九一八事变后,郑回广安搞实业救国。在天池打锣湾一带兴办纸厂、硫磺厂、煤矿。同时在木耳湾、大良城等处建有三处兵工厂。并以大良城为据点,组建了一支拥有近千余支步枪、人数上万的私人武装。郑在这一带杀富济贫,占山为王。其势力范围内,禁捐税,禁大烟,抗丁抗粮。郑启和的行为自然要引起国民党政权的关注与不满,1941年夏天,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计约4万余人对其围剿,最后郑启和兵败,急火攻心,双目失明,被围困于离大良城不远的梭罗乡辛家石坝贺家大田,饮弹自杀。一世枭雄就这样了结了其传奇的一生。据熟悉郑各处房屋建筑风格的朋友讲,这处房屋应该是郑启和当年居住过的旧居,它与郑启和其它地方的房屋样式完全相同。不过,由于年久失修,房屋虽在,却已十分破败,危在旦夕。老乡告诉我,在这院子里,有几堵墙壁很特别,它不是普通的房屋墙垣,外观看是墙壁,里面却为夹层结构,其宽度可容下一人在里面躲藏或侧身行走。这样设计的目的主要是基于当时社会动荡的局势,用作房主人临时藏匿防身。据说当年抓壮丁,寨上就曾有年轻人在这里面藏匿过。



  二

  人们都说大良城的城门一共有十二座,四川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胡昭曦1983年曾到大良城考察,他给我们留下的考察资料也证明如此。这些门分别是东门、小东门、南门(内外两道)、小南门、西门(内外左右四道)、小西门、北门(内外两道)、小北门。但是我在寨上认真地统计了一下,实际只有十一座城门,且多已破损,完好者不多。寨上各道主城门之间的距离大致如下:从长庚门到西门距离约1华里。从西门到南门约1华里,到北门约1.5华里,从东门到北门约1华里。

  在老乡的带领下,沿着新街,我来到了东门。当年的东门是一道拱形石门,寨门前一条石梯通往山下,多少年来人们就是在这梯路上来来往往,上上下下。遗憾的是原本保存很好的东门也在近年因修建进寨的公路而被拆掉,只剩下门上那棵黄葛树还在风中孤零零地飘洒着片片黄叶。就在这东门旁的石壁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见,然而,这门最终还是被拆掉了,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东门据说是大良城所有城门中最为壮观雄伟的一座。门的左右两侧是刀削斧劈般的石壁。如果站在东门关前,真会生出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而让我最感兴趣的,这里还是大良城存留文物最多的地方。就在东门的左侧石壁上,残留有一些摩崖文字。但几乎都已难以辨认。不过在《广安州新志》的《金石》卷内还有记载:“大良城东石刻:‘云根’一行,‘寒冽’一行,高各数尺许。绝壁上刻‘云根寒冽’四大字,款题‘明嘉靖壬子岁,安城伍思韶书。’下有清泉自石罅流出,虽岁旱不竭,又花园王德完旧宅亦有此四字。” 这是摩崖石刻一。伍思韶为何人?江西人氏,明朝嘉靖年间担任广安州知州,这里的安城我疑是刻书者在安字前刻掉了一个“广”字。另一处石刻为《大良城东门石记》,古志称:“残字高八尺,广六尺,字正字,径一寸半,约十余行,残缺十之九。当在景定初”。残存文字有“贼首□不□保守□毕布置□郡元元兵趋□昌路□自辽州至越十□寨路分率蒲总管至贼势 贼拔□政和□。”《州志》作者还写道:“案《元史》,中统三年蒲总管已移夔东路。”和许多考察者一样,我也没有找到这块石刻,只在东门外的右边石崖上看见一块摩崖的痕迹,多年浸蚀风化,字迹根本无法辨认。胡昭曦教授判断这就是那块《大良城东门石记》。

  然而最让我惊喜的是,在这里,我找到了那块著名的石刻明万历《禁童婚示谕碑》,这碑现存于东门右侧不远处的石壁底部,碑的旁边不久前被人建起了一个倚靠岩壁用水泥造成的极简陋的神龛,外边还用红色的瓷砖装饰,这碑刚好就被这神龛所遮掩。拢开石壁底部的杂草,石碑的真面目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虽已风化不少,但是不少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我用相机把它拍了下来,回家对照资料整理如下:“都察院示谕军民人等知悉:今后男婚须年至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违者父兄重责枷号,地方不呈官者一同枷责。万历九年十一月吉分巡道刻石,守御所奉镌。”据胡昭曦教授介绍,“类似这样的示谕碑文,在四川省其他地方也有发现,它说明当时对童婚问题的重视和严厉禁止。” 这证明了明太祖洪武年间颁布的男十六,女十四方可婚配的法令。当年将此法令刻于石壁之上,正是一种长期的普法宣传。不过,对这则宣传古代法令的文物,我真希望有关方面能赶紧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否则,这块珍贵的石碑也将可能危在旦夕。

  东门的右侧,是一段峭壁。在离门大约两百米处的石壁上,有一处危岩凹了进去,离岩顶约十来米处,一根长约三、四米,宽窄约一米的石条横搁在凹岩石壁的两端,就象一道石桥飞架于此。当地的人说,这就是有名的“神仙桥”(也叫仙人桥)。站在岩下仔细打量,这桥确实很险,如非武艺高强的神功奇人真是难以飞身上桥,观者无不为之惊叹叫绝。

  看罢东门去北门,路上要经过小北门,此门现已被杂草所掩盖,从它旁边路过,几乎难以发现。我还是之前经山寨下的几位老乡指点才找到它。从山下看去,小北门城门不大,保存还较完整,但石梯很陡峭狭窄。这让我想起了广安虎啸城上的插门,也是几乎刚能容下一个人的陡峭通道,和小北门十分接近。

  过了小北门,前面不远就是北门了,这是大良城一道较险要的城门,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的小良城。北寨门并不宽阔,是由两道圆拱形制式城门构筑而成,两门的拱顶之间未曾封闭,犹如留有一个大大的天窗。人立其间,举头上望,蓝天白云就在眼前。寨门为何要设计成这样里外两道呢?难道是考虑第一道寨门被攻破,还可凭借第二道寨门防守吗?而这两道寨门之间的上方设计成天窗式,是否是让寨城上的守军能够从上往下对已经突破第一道城门的敌军居高临下进行攻击,置其于死地?把进攻者放入一个狭小的空间打击,在冷兵器时代这是很有效的防御办法。北门上边是一棵高大的黄葛树,从树的高度和大小来判断,似乎不应是一棵古树,要么是现代人所栽,要么是在原先已死的老树基础上再生起来的一棵。一条原始的石板路沿着陡峭的城墙根向山下蜿蜒而去,与下面深深的峡谷相连接。和东门外相对平缓的地势相比,这北门之外不是很容易集结兵力,即使集结,陡峭的地形也难以让兵力有效展开突击,甚至进攻者即使用火炮攻打,也不易直接瞄准北门轰击。

  沿着山崖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大良城著名的景点“张口石”。这个“张”字,当地人念“zha”,意即“开裂”、“分开”。老乡告诉我,这张口石很奇特,它的上半段自然地与山崖分离,远处看去犹如一根独立的石笋。张口石上有一小坑,常年积水,人称“一碗水”。即使天旱之时,周围的土地开裂,植物干枯,而它的坑内却始终有水,从不干涸。我去时,石头上爬满了茂盛的野蔷薇,绿叶间开满了白色的花朵,很是漂亮,风过处,阵阵清香袭来,十分醉人。张口石的另一奇特在于,如果站在北面的寨城下来看这座山石,巨石就是一个侧面的人头像:有头发、额头、眼睛、鼻子、嘴巴、下颚,其形态之逼真,令观者无不为之抚掌叫绝。

下 篇


  一

  如果说,大良城能够出名,其实不是以其地形奇特而名于世,大良城的闻名主要在于它是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元)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它与当年四川合州的钓鱼城互为犄角,曾经牵制了蒙军兵力,打乱了蒙军的战略意图,因而成为入蜀蒙古军队的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在这场战争中,宋元双方为争夺大良城僵持三十余年,仅比合川钓鱼城少四年。

  从现有史料可以看出,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余玠筑城大良坪,由浓洄镇迁广安军治所于此,可视为这场战争的开端。围绕大良城的得失,宋、蒙双方争夺相当激烈。其间有宝祐六年(元宪宗八年、1258年)十二月,大良城宋军守将蒲元圭投降蒙古,蒲元圭被蒙古军任命为元帅,驻守大良城。景定二年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宋将全汝楫攻破大良城,宋军重获控制权。但到了景定四年(中统四年,1263年),大良城又为蒙军所攻陷,于是与青居、大获、运山三城成为了蒙古军的四个帅府。宋度宗咸淳二年(元至元三年,1266年),蒙古千户散竹带兵驻守大良城,又为宋军攻复,并改广安军为宁西军。这时的大良城已是一座孤城。宋军远途以兵护粮送援,经常遭到蒙古军队邀击。《元史》卷162《李忽兰吉传》(李忽兰吉也写作李呼喇济,名庭玉)称,咸淳五年(元至元六年、1269年),蒙将李呼喇济更“出兵以绝大梁平山两道” 。大良城于何时为元军最后占领,说法各异。《广安州新志》称《宋史》有载:“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六月,大良城复陷于元。”且《广安州新志》上还可查到这样的记载:“至元十二年,宁西军仍还浓洄旧镇。”这说明,大良城的攻防战争最早应当在至元十年(1273年)结束,经历30年。如果以至元十二年宁西军还浓洄旧镇为限,这场战争应经历了32年。之后即使有一点争战,也不过是小战斗而已。

  三十多年里,围绕大良城的争夺虽是拉锯战、持久战,但是仔细查阅当年的一些记载,这场战争也充满着残酷与血腥。

  在七百多年前四川的这场抗元战争中,我们必须记住一个人,他就是余玠。

  查阅《广安州新志》,有这样一段记载摘引自《中江志》:“端平二年(1235年)十二月,蒙古兵归扰广安,东川大震。”又有《宋史》记载“淳祐三年(1243年)春二月,四川宣抚制置使余玠徙广安军城治大良平。时利阆城大获山、顺庆城青居山、合州城钓鱼山、蓬州城云山互为犄角,基布星列,气执联络,屯兵守粮为必守计。” “四年(1244年)五月庚戌,玠奏大良平诸城工役次第就绪。”

  余玠,何许人也?宋史有《余玠传》介绍其生平。余玠,字义夫,号樵隐。1198年出生于蕲州,也就是今天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余玠幼时家庭贫穷,曾就读于沧浪书院、白鹿洞书院。后失学投军,初为淮东制置使赵葵的幕僚,后因功补进入副尉,不久又擢升作监主薄。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后又兼四川总领和夔路转运使。余玠到任后,大改弊政、设置屯田、广纳贤才,同时加强战备,修筑城寨防御网。他还曾经作《经理四蜀图》上报朝廷,自诩十年之内必将蜀地还宋。从淳祐二年到淳祐三年(1242年-1243年),余玠率军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战果显著。并北攻兴元(今陕西汉中)、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大军。

  因其战功显赫,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权相谢方叔等,造谣、中伤余玠。宝祐元年(1253年),宋廷命余晦代余玠之职,召其回朝,同年七月余玠饮毒而亡。

  在余玠的一生中,其山城防御体系是他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而这个山城防御体系的建设,又与冉琎、冉璞两兄弟相关。翻阅《宋史》中的《余玠传》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余玠上任重庆府后,力革弊政,遴选郡守县宰。他在自己的帅府旁修筑了一个招贤馆,令曰:“集众思,广忠益,是诸葛孔明治蜀之法。有策谋想告诉我的人,如在近处就请直接来我的帅府,在远处即可自行到所在的郡府商谈,我将以礼相送。朝廷也会不吝高爵重赏酬报。豪杰之士如果随时世而动欲建立功业,现在正是时机!”这则广告一出,士人纷纷到来,余玠总是以礼接待,真诚欢迎,所献策谋可采纳的,按献策人的才能予以任用,如果不能采用,也赠厚礼对其表示感谢。
  此时播州(今贵州遵义)有冉琎、冉璞兄弟俩,文才武略颇高,隐居于少数民族地区。前后曾有多任将帅欲征召,冉氏兄弟坚不肯就。但当他们了解到余玠的贤明后,决计与之商谈。”遂前往帅府求见。余玠素闻冉氏兄弟之名,听说请见,立即以平等的礼节安排会见,让二人在宾馆住下来。兄弟俩一住就是数月,也没主动谈出什么意见。余玠决定向他们问候请教,于是亲自主持宴会请兄弟俩及相关宾客。酒意酣畅之时,在座的来客纷纷争着讲自己策谋的高明,而冉氏兄弟只是饮酒用餐却不发言。即使余玠以话语引导他们,二人还是默默无言。余玠琢磨:“他们不过是在看我将怎样礼待有识之士罢了。”第二天便让兄弟俩换住另一宾馆,并天天派人暗中观察他们。派去的人发现,冉氏兄弟还是终日不讲话,只是面对面蹲在那里用白垩土在地上画些山川城池的图形,起身就抹掉。又过了十日,兄弟俩请求会见余玠。余玠接待了他们,兄弟俩让其他人退出,才对余玠说:“我们兄弟愧对明公的礼遇,所思谋的建议(对您)或许只有微小的帮助,所以不敢同众人所言相比。作为今日(固守)西蜀之计,恐怕是在于迁移合州城(防务)吧?余玠(听罢)不觉大喜,一跃而起,拉住兄弟俩的手说:“你们的建议正合我的心意,只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冉氏兄弟说:“蜀中关隘,地势优越的莫过于钓鱼山,将合州城迁移至此,如用人得当,积贮粮食守住钓鱼山,(那就)远胜过十万军队,巴蜀便不难防守了。”余玠大喜,说:“我始终相信先生非浅薄之士,先生的策谋,我不敢掠为己有。”于是不再商议,将这个计划秘报朝廷,并请求不以尊卑而授予他们兄弟官职。冉琎得以昭封为承事郎,冉璞为承务郎。余玠并将迁城之事委任他们督办。在余玠的支持下,最终建成包括大良城在内的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共十余座城池。这些城池均依山势构筑营垒,星罗棋布,作为各州郡治所,屯兵聚粮,并制定坚守的方案。又调金州的军队到大获,以守护蜀中关隘;转移沔州的军队到青居城;兴州的军队暂驻合州旧城,后移守钓鱼城,共同防备内水一带的敌扰。转移利州军队到云顶城,以防备外水一带的敌扰。在这种布防下,兵力调度如以臂控制使唤手指一样自如,各城兵力气势联通。余玠又指令嘉定知府在成都辟地屯垦,蜀中因此也殷实富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余玠招贤故事,一段真实的史实。

  蒙古军善骑,骑术精良,擅长野战。对其进攻须避其长,制其短。因此余玠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策略,以山险制骑,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屡败蒙古军,为后来的抗蒙作战打下了良好基础。根据这个部署,两年之内蜀中先后有二十座城寨修建起来,它们是:重庆城、钓鱼城、凌云城、大获城、白帝城、苦竹城、赤牛城、神臂城、大良城、铁峰城,运山城、云顶城、瞿塘城、多功城、紫云城、天生城、小宁城、青居城、得汉城、平梁城。在这20座城寨中,大良城修建较早,时间在宋理宗淳祐三年即公元1243年,落成后,余玠将原在广安浓洄镇的广安军治迁于城上,大良城便成为南宋四川军民抗击蒙元军队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成为宋元军队激烈争夺的重要城寨之一。当这座城寨成为了抗元的重要堡垒后,大良城的知名度也就开始扩大起来了,战争的烽火就一直在这座川东城寨上燃烧了三十多年。



  对于大良城的战事,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详细的史料。但是从一些资料中,笔者还是搜集到了一些零散的片段。把这些片段放在一起,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那场旷日持久拉锯战的激烈。

  《宋史》:“宝祐二年(蒙哥汗四年,1254年)六月甲辰,北兵入广安军境,曹世雄等领军力战,御之有功,四川制置使上言诏各补转官资。”从这段记载可知,在蒙军进入广安向大良城发起进攻时,宋将曹世雄率兵迎战,取得了战斗胜利。对这场战斗的情况,我们已不能见到更具体的资料,但是从朝廷对有功将士的嘉奖提拔情况看,可以推想这是一次很激烈的保卫战。在曹世雄部的严防死守下,大良城未能被蒙军攻克。《元史》又说:“宝祐六年(即元宪宗八年,1258年)十二月,大获城(阆州)守将杨大渊降元,命以兵从招降广安诸郡。”杨大渊是谁?根据《元史》记载,杨是甘肃天水人,原为宋东川都元帅,据守大获城(阆州),降元后成为元军一员重要将领。我们在后面讲到虎啸城时还要说到他。继杨大渊阆州降元,1258年十二月己亥,宋大良平守将蒲元圭也以城降元,被元军授为大良府渠州路军民总帅,使守之。这是大良城的第一次陷落,这次陷落未发生大的抵抗,而是以蒲元圭的未战先怯,主动开门投降而结束。对于蒲元圭,我没能找到更多的介绍,只是在《广安州新志》的《职官志》中见到这样一句话:“蒲元圭,宋宝祐末大良平守将,入元,授府军民总帅。”或许是因其为宋朝不忠将领的原因史书不屑记载,或许是因为资料有限之故,我没能对其作深入地研究。但是大良城确实很轻松地在其手中被元军所占领,投降的蒲元圭也为元军继续镇守大良城。就在1260年(景定元年,即元中统元年),元军还特派了成都路侍郎张威前往大良城安抚大良平山寨的这些归附官吏。

  不过就在这次安抚后的第二年,宋景定二年(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宋军发动了对大良城的收复之战,这次战斗的指挥者是全汝楫,全汝楫的军队重新占领了大良城。对这场战斗,史书语焉不详,记述很简。战斗结束后,全汝楫担任了大良城守将。对全汝楫,史书上虽无详细记载,但他应是宋军的一员勇将,他在守卫大良城期间,殚力招抚和协调兵民抗击元军进攻,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然依托大良城军民和有利地形,坚守不懈。

  写大良城,不能不写另外一座广安境内的寨城,那就是虎啸城。对于虎啸城,旧县志上均有记载。清咸丰版记载较简:“虎啸城,治东十里,即古钓鱼城。今名护安城。”民国初的《广安州新志》则记载较详:“虎啸城,州东十里,俯瞰渠江。元中统二年,帅府参议张庭瑞将兵筑此。宋夏贵帅师数万围之,累年始解。元中统三年,东川都元帅杨大渊,四年,招讨使杨文安均进筑此城,以逼困宋之大良。元帅奇彻戍此。至元元年,宋夏贵以兵侵山寨,元益兵以守。五年,赵实喇戍之。今名护安城。”宋、元两朝各自的史书对虎啸城的战事描述实际比大良城的战事描述还要具体。这是我在阅读这段历史时的一种真实感受。

  由于大良城严重影响了蒙古军进入川东一带的战略意图,元军势在必夺。为夺回大良城,宋景定三年(元中统三年,1262年)前后,元军将领张庭瑞率军在广安渠江边的虎啸山上开始构筑虎啸城,企图以此来牵制大良城。这座城寨后来在杨大渊、杨文安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完工,元军便以此为据点,步步紧逼,于是出现了与大良城相关的“争战无虚日”的局面。

  《元史》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当留戍靑居城的蒙古军元帅府参议张庭瑞在其他诸军进攻开州、达州时,自己则领兵构筑牵制大良城的虎啸山寨城,就在筑城守卫之时,元军遭到了宋将夏贵的攻击。夏贵以数万兵力包围了虎啸城。围攻中,虎啸城的防御工事被炮火击毁,守城元军又构筑栅栏守之。然而栅栏也被宋军的火力打坏,于是元军守城军队就依靠大树将牛马皮张开,以此来抵挡宋军火炮的射击。虎啸城是一座独立于渠江边的山寨,山高约百尺,寨中人马的饮水都取之于寨外的山涧。夏贵以断绝据守虎啸城蒙古军水源的方式来迫其投降。然而张庭瑞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取人畜的小便煮沸后倒在土中以此来消除其臭味,然后沥出集中起来,供人饮用。即使如此饮水,一个守寨官兵每天也只能饮到几小盅。由于严重缺水,虎啸城上元军士兵的嘴唇皆生疮裂口。在援兵不敢靠近的情况下,城上元军仍然坚守逾月。面对宋军的重重围困,张庭瑞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同时又决定寻机出击以解困。长期围困,又久攻不下,宋军自然也会有懈怠之时。张庭瑞于是趁宋兵稍懈,便将虎啸城守军分兵三路,在一个黑夜,发动了对夏贵所部的偷袭。由于防不胜防,当元军袭来时,虎啸城下还在睡梦中的围城宋兵被猛然惊吓得落荒而逃,溃不成军。张庭瑞部于是乘势追击,一路上都统栾俊、雍贵、胡世雄等五位宋军将领被元军杀死,宋军士兵被斩首多达千余级。混战之中,张庭瑞也数处受伤。

  关于虎啸城的战争,《元史》中另有一个记载,说的是1263年(宋景定四年,元中统四年)元招讨使杨文安佩虎符升千户监军,进筑虎啸城,以此为据点围困大良城。宋臣夏贵围困宣抚张庭瑞于虎啸城山,实薪土塞水源,人无从得饮。帅府参议焦德裕奉帅府檄命前往增援。焦德裕夜袭宋军夏贵军营,令士卒每人各持火炬三支奔袭而来,于是四下里火光一片,杀声震天。夏贵所部见状,以为大军压境,惊恐万状,忙率军逃跑。焦德裕部趁势追击,一直追到距肖家溪六里的渠江鹅滩。这里众溪汇流,乱石林立,大水尤险。宋军一夜奔逃,皆疲惫至极,焦德裕部追杀至此已溃不成军了,宋军近千人被割掉首级,焦德裕部缴获宋军马畜兵器成千上万。此一战应是虎啸城建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对于元史中所叙述的这一事件,我一直有些疑问。这次战争似乎与1261年那次战争极为相似,难道是同一次战斗的两种描述吗?然而,时间却又明明白白:前者是1261年,后者是1263年。这两种记载究竟谁最可信?还需研究。不过回头一想,追问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必要了,就我这篇文章而言,它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了解到了与大良城密切相关的这场虎啸城攻防战的惨烈残酷与艰苦卓绝。

  在经过几次围困虎啸城、兵败鹅滩之后,宋将夏贵仍未打消夺取虎啸城的企图,不久他又多次率兵进攻虎啸城,以解大良城之围。其中一次当元军得知夏贵领兵来袭,蒙军元帅奇彻派遣赵实喇率兵前往阻击。一番激战之后,夏贵军再次败遁,被蒙军追至新明县,斩首三十余级。这里所说的新明县是在唐武德三年(620年)分石镜县后所设置的一个县,原名新民县,属合州即今合川市,后因避讳唐太宗李世民讳,更名为新明县,其县治就在今天四川岳池县的罗渡镇。

  就在景定四年(元中统四年,1263年),元将赵实喇从元帅奇彻攻大良平,大良城第二次为蒙古军所陷。

  元军此次重获大良城,是从全汝楫手中夺得的。对于全汝楫失守大良城一事,在《广安州新志》上只有一句话,“全汝楫又失之。”全汝楫为何失之?其战况如何?都无叙述,元军攻占后的情况如何,也不见其详。但是陷落后的大良城与青居城、大获山城、运山城自此联成一片,合称元军的东川四帅府。元至元三年(1266年),元将汪良臣被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与钦察同为东川四府最高统兵官。宋军在川东一带的军事控制权再次严重削弱。

  对于宋军来说,大良城实在太具战略意义了。1266年(宋咸淳二年,元至元三年),宋四川制置使夏贵调集大军反攻开州,时任利东安抚使的张珏提出,要收复开州,必先夺大良城。于是在全汝楫失守大良城的当年“冬月丁巳,统制史炤、监军王世昌等攻大良平,以死士五十,斧西门入,大战城中,夜败元千户沙卜珠丹,获钦察先锋使首领官郭宁,遂复广安大良城山寨。诏推爵赏有差。”大良城又一次回到宋军手中。大良城的收复,使得开州也由此攻克。

  在上述宋军收复大良城的战斗中,有一真实故事见于《元史》,颇值一读。在这次收复战中,被宋军抓获的元大良城守将郭宁,系山西平阳翼城人,为元军钦差先锋使首领官,官同珠丹一职,至元二年(1265年),戍大良平。当宋将太尉史炤来攻大良城,“夜破之,郭宁全家被俘。史将杀宁,其子格根,年五岁,告史,勿杀我父,当杀我。史惊问,宁曰,是儿。几岁耶?宁曰:五岁。史曰,五岁儿能为是言,吾当全汝家。即以骑送宁等往合州道。遇元兵,骑惊散,宁家俱得还。御史闻,诏旌格根。”故事说明什么?我是这样理解的,战争虽然惨烈,但残酷的战争中似乎依然还留存有温情与人性的一面。

  这场收复大良城战斗的总指挥是张珏。对于张珏,熟悉钓鱼城的人都了解。史料上是这样介绍他的:张珏,字君玉,南宋名将,凤州(陕西省凤县)人,十八岁在钓鱼山参军。守卫合州,官至都统制。1259年,张珏作为副将和王坚抵御蒙古帝国的蒙哥,获得胜利。后来接替王坚为主将,练兵积粮,抵御元兵。1275年,张珏出任四川制置副使,知重庆府。1276年,出兵救援重庆,收复泸州、涪州。当时,临安府陷落,张珏坚持在四川抵抗元朝军队。1278年,张珏从重庆突围到涪州的时候,被俘。1280年,张珏在押往大都(今北京)途中,于安西(今陕西西安东北)的赵老庵中自缢而死。

大良城的夺回,再次除掉了渠江流域宋军山城防线内的蒙军据点,使宋军被削弱的防御态势又有所修复,而元军也决心再夺大良城。

  就在1266年(至元三年)大良平为宋所夺取后不久,元平章赛音额德齐令李呼喇济领兵千余救之,掠其境,先与七百人觇(chan暗中察看)之,闻寨中拥老幼而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得马二百八十。都元帅奇彻家属百余口,先为宋兵所得,亦夺还之。沙卜珠丹以嗜酒失所守,罪当死,元录前功免其罪,令往东川军前自效。”大良城第三次被元军夺回。1267年(宋咸淳三年,元至元四年)正月,李呼喇济因此次收复大良城战斗获胜而被以本职充广安等路蒙古汉军都元帅参议,1269年(元至元六年),他又被元赐虎符授昭勇大将军、夔东路招讨使。后李呼喇济曾将兵赴成都,但在十一月即又回到章广平山寨和大良城。李呼喇济在大良城、章广平山寨前后七年,每战辄胜。

  1267年(元至元四年)九月,汪良臣以钓鱼城险绝难攻,奏请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钓鱼城宋军,得到允许,于是将青居巩昌军南移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两岸筑武群、母章德两城(今武胜南),驻兵守卫。“白天则出巡设伏,夜晚则画地分守”;元至元五年三月,母章德山城改名为定远城,武群山城改为武胜城。

  在大良城的保卫战中,除了虎啸城是当时元军的重要据点之外,另有几个城寨也是广安境内的元军据点。一是东安城:州南三十五里,系元至元五年赵实喇所戍。另是前临渠江,后大壑深沟的三台寨(位于今前锋区三台乡境):州东四十里,历史上所说元至元五年(1268年),宋将杨立与元将赵实喇战于三重山即指东安城和三台寨。还有一城即是章广城,州南三十五里(今属华蓥市),元史记载,杨大渊至元五年(1268年),夔东招讨使李呼喇济以兵三千立此为寨,置屯田,出兵以绝大良平之道。后来元将张万嘉弩,在至元七年(1270年),也率诸军驻扎章广平寨,与宋军作战,屡有功绩。这些山寨今存依旧,只是当年的防御工事因年久失修而不复存。当年元军把守的这些山寨与虎啸城互为依托,构成了对大良城有效的牵制。



  一个春日的上午,我来到了虎啸城上,实地考察这座昔日的古战场。今日的虎啸城硝烟早已散去,昔日的寨墙、城门也已损毁,整个山寨已经不再有当年那种戒备森严的情形,只有还未返青的衰草在寒风中瑟瑟作响。山寨,还是那样险峻,岩壁,还是那样陡峭,近在咫尺的渠江,依然在寨城下静静地流淌,然而,回想起元史中所描述的那一幕幕情景,我不得不感叹当年那场战争的惨烈,而这都与当年大良城攻防战有关。

  此时的大良城并未安宁,在这场以城寨为主要防御依托的战争中,守卫城寨的人固然可以在城寨上依靠城寨的土地来自己耕种,解决寨上士兵、民众的生活所需,但是,战争带来的需求毕竟很大,仅靠自给自足是不够的,所以粮饷、武器等物资运输就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试摘录相关史料于下:

  《广安州新志》:中统四年(1263年)赵实喇在元帅奇彻的带领下进攻大良城,得知宋将昝万寿运粮至渠江鹅滩,赵实喇立即设伏邀击之,宋军士兵被斩首五十余级。对这件事情,胡昭曦教授所录《元史》又是这样说的:《元史》卷一百六十五《赵匣刺传》载:中统三年(1263年)从攻大良平,宋昝万寿运粮至渠江之鹅滩,匣刺邀击之,斩首五十余级,宋兵大败。匣刺亦被三创,矢镞中左肩不得出。在宋蒙战争中,鹅滩是一个重要战地,其地在渠江中,距大良城西北约30华里。

  《宋史》:宋,马千代王坚守合州,马千之子运送馈饷至虎啸山,为元东川兵所截获。在这次伏击战中,马千的儿子被元军俘获,降元。并多次写信给父亲马千,劝其降元,马千因此而动摇,后被宋理宗撤职。

  《宋史》: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丁未,元以凤翔屯军、汪惟正靑居等军、刁国器平阳军,令益都元帅奇彻钦察统辖,戌虎啸寨。适逢宋沔州都统胡世全护粮运至虎啸山,遇敌兵袭击,战败身亡。

  《宋史》:宋咸淳四年(1268年)七月甲午,宋四川都统昝万寿调统制赵宝、杨立等率舟师护粮达渠城。

  《元史》:1268年(咸淳四年,元至元五年)赵实喇兼管京兆、延绥两路新军,戍东安、虎啸山两城。宋杨立以兵护粮送大良平,实喇察知之,遂率所部与立战于三重山,斩首百五十级,擒获四十余人,立败走,弃其粮千余石,因尽夺其甲仗旗帜而还。

  《宋史》:咸淳五年(元至元六年,1269年)夏四月丙戌,宋安西都统张朝宝、利东路安抚张珏,领兵护粮粟,饷宁西军。还,战元兵于水硙头有功,诏推赏。

  按照《宋史》,宋再次克复大良城是在1268年(宋咸淳四年)二月已未,并诏改为宁西军。对此,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研究后认为,这次收复大良城应在宋咸淳二年(元至元三年,1266年),当时是蒙古军千户散竹带守大良城。

  就在宋军最后一次占领大良城的时候,“丁亥,元诏大良平等处官吏,军民有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见《元史》)这是元军对大良城守军实施的政治攻势、宣传战。而这一做法除了针对大良城守军,包括合川钓鱼城在内的诸多城寨都在其宣传范围内,以瓦解宋军抵抗蒙元军的斗志。同时,元李呼喇济“以兵三千立章广平山寨(今州南),置屯田,出兵以绝大良平之道。”元军的这种做法其目的就是要将大良城周边彻底隔绝,同时形成长期较为稳定的围困格局,即兵民一体化,这就不再是流动不定的军事行为,而是形成长期固定的围困,使大良城守军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在军事上,元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宋军的攻击。以下是《元史》中的有关记载:

  “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1270年)元张万嘉弩率诸军城章广平寨,与宋军激战,斩首三百余级,还,俘获都统一人”;

  “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年)元东川广安等路统军使哈喇等兵掠渠江口,获战船五十艘”;

  “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正月,元兵围合州,哈喇于渠江之北云门寺及嘉陵西安立马骏(待考察此字)、虎头二城,以京兆新僉(qian)军五千益之。”

  自全汝楫失大良平后,元军驻兵虎啸山和大良城两地,时出进攻梁州、忠州、万州、开州、达州等地,以至于“民不得耕,兵不得解甲而卧。”“每饟渠,竭数郡兵护送,死战两城之下始得入。”

  尽管困难重重,而宋军仍然与围困的元军坚持着艰苦的抗争。《宋史》有载:1271年(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十二月丙午,宋以钱三十万令四川制司下宁西镇抚使张朝宝剏(chuang)司犒师。
1272年,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宋张珏设疑兵于嘉渠口,大败其众。

  至元九年(1272年)哈喇为广安等路统军,使兵掠渠江口,获宋战舰,十年(1273年)正月于渠江北云门山及嘉陵西岸立马骢虎头,二戌,会战宋合州守张珏,设疑兵于嘉渠口,不克,四月辛丑,改行东川枢密院。六月,李呼喇济议修筑城寨,措画屯田。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看看此时南宋王朝的全国态势:1273年(元至元十年),元军经6年战争攻下襄樊,开启了元军进攻宋朝腹地的大门。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见亡宋时机成熟,遂派伯颜率军南下,直捣临安,对南宋实施彻底打击。伯颜大军从襄阳分路南下,所向披靡,绕过南宋重兵把守的郢州,直达长江北岸。

  1275年(德祐元年,至元十二年)正月,元军渡过长江,仅用3天就占领鄂州,随后沿长江向东乘胜推进,在与宋军进行一系列会战后,南宋城池连连陷落。这年二月的丁家洲大战更使宋军水陆主力全军覆灭。同年十一月,元军攻破临安门户独松关,南宋恭帝献出玉玺和降表请降。

  虽然大良城的宋朝官兵为保卫这座城寨付出了艰辛努力,然而最终难以抵挡元军强大的攻势,也在这一年六月,大良城终于复陷于元,再也没能回到宋军手中。宋宁西军军治也由大良城撤出,仍还于浓洄旧镇。此时的大良城一带,虽然也有一些微弱的抵抗,但那都已不具备回天之力了。《元史》对此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西川行院呼敦招诱大良平所在逋(bu)民,时副使布哈围重庆。宋大良平李立遣谍者四人应之,为巴延将兵游击所获。”

  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三月,伯颜进入临安,宣布受降诏书,然后将恭帝等人押送至大都。南宋王朝至此名存实亡。这以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拥赵昺为帝,一直坚持战斗到1279年,但最终被元军所败,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就义,宋朝彻底灭亡。

  就在1278年(至元十五年)二月癸亥, 川东一带大旱,大良城平民遭遇大饥荒。元军以钞千锭,赈济城上灾民。八月,大良平以兵镇守。

  至此,大良城这座在宋元战争中历时32年的抗元堡垒,终于渐渐远离硝烟烽火,走向了安宁平和。

  就在大良城为元军占领三年之际,1278年,元军再次猛攻合川钓鱼城。其时,天下归元之势已不可逆。而此时的钓鱼城宋军也已三年未得王命。时逢大旱,城中缺粮,饥民易子而食。如此情形下,守将王立与众商议:“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其如数十万生灵何?”话语未落而泣下数行,众将皆泣不能已。此时,王立义妹熊耳夫人告知自己与元军成都总兵李德辉是表亲,可与之联络,以免屠城之祸。王立应允。1279年元月,李德辉亲赴钓鱼城受降,而此前元帝忽必烈已有诏曰:“鱼城既降,可赦其罪,诸军毋得擅便杀掠,宜与秋毫无犯。”于是,关闭36年的钓鱼城大门也终于对元军打开。

  行文至此,笔者需向读者做一说明。或许所得资料有限,或许我对资料的理解欠佳,本文所引有关大良城保卫战的一些史料在记载上似乎有些混乱,且当年大良城在宋元争战中失守与占领的时间次数究竟如何,说法也不一,这在笔者所查阅的《广安州新志》、《元史》、《宋史》记载中表现较为突出。这个问题在民国《广安州新志》的修撰中也引起了撰者的注意,并为此专文探讨,其标题为《大良平景定得失史无年月》,现摘录于后,目的在于能给读者朋友阅读本文时一个参考,并希望能参与考证研究,以期有一个更为准确的结论:

  “宋地理志,广安大良平宝祐中陷,于元景定中复取之,咸淳二年(1266年)改名宁西。按,景定中得失年月,史略不书。考大良初失,在宝祐六年(1258年),以守将蒲元圭之降。核其复取,实宋景定二年(1261年),以全汝楫守之,盖宋景定之二年(1261年),即元中统之二年也。若大良久为元有,则元史中统三年(1262年)杨大渊筑虎啸城以逼大良、四年(1263年)杨文安筑虎啸城以困大良、又赵实喇从攻大良非事实矣。《张珏传》但及全汝楫之失,其时亦在景定四年(1264年)。观五年元兵戍虎啸山可见,至咸淳二年(1266年)为统制史炤等所取也。史偶阙文,鈎考始见。如《地理志》则景定复取,咸淳改名混为一事矣。当补史阙,曰:景定二年(1261年),宋取大良平,四年(1263年)大良平又陷,咸淳二年(1266年)复取之,其改名宁西,本纪实在咸淳三年二月,计凡八年,大良城再失再得。” 此段中的公元时间是笔者为让读者读来更清晰所添加。

  对宋、元最后控制大良城的问题,也有不同说法。笔者曾查阅《宋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上面明确记载:“(咸淳元年)二月己未,收复广安军,诏改为宁西军”,咸淳元年即1265年,这是宋军占领大良城的最后一次。在《广安州新志》中,对大良城何时为元军最后占领,没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只在书中摘引了《宋史》中的一个记载:“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六月,大良城复陷于元。”而对此记载,笔者曾作查考而未见。但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根据元史《拜延传》分析认为:“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1276年),西川行院副使布哈(卜花)进兵围重庆,遣拜延将兵游击,获大良平李立所遣谍者四人。据此,元朝最后占有大良城的时间当在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1276年)之后,从淳祐三年(1243年)至景炎元年(1276年),大良平为宋广安军(宁西军)治所达三十余年。此后元朝将宁西军治迁回广安军旧址浓洄镇(今广安老城),又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废宁西军,至元二十年(1283年)设为广安府。”

  这些记述确有相互矛盾之处,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宋史》“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的表现,系宋、元两朝修志者观点和材料的差异和人们所把握史料的多寡、混淆、谬误诸多原因形成,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讨论求证的。

  离开那场战争七百多年后的一天,笔者正构思这篇文章,一位对文史研究造诣颇深的朋友告诉了我他的一个想法,南宋末年发生在巴蜀大地的这场抗元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年蒙哥大汗折鞭钓鱼城下,使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以余玠为代表的抗战派所提出的山城防御体系为这个历史性改变创造了充分的条件,这已为历史所肯定。当现在不少地方都在忙着寻找有意义的东西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我们为何不可以将当年巴蜀抗元斗争中遗留下来的这山城防御体系作为申遗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思考呢?大良城作为这一防御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据点,无疑能为这段历史增加丰富的内容。我听后不禁拍案叫好,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具有相当强的可行性。如果相关地区能在这方面共同努力,深入思考,通力协作,抓住时机对有关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对有关设施进行修复与完善,这应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历史文化工程。对人们熟悉这段历史,促进旅游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愿这个设想能得到有识之士的共鸣与响应。



  2013年4月30日16时初稿完成于四川大学江安花园,5月7日再改于都江堰,5月10日晚再改于渠江畔

  本文主要参阅资料:《宋史》、《元史》、《广安州新志》(民国版)、《巴蜀历史考察研究》(胡昭曦著)

                                                                          原载《广安日报》(川东周末版)201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