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宋元古城堡整体认知概论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05-20 15:22     点击量:
 

四川宋元古城堡整体认知概论

 

-----安田  廖华西  岳燕霞-

作者简介

安田:西华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四川古城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廖华西: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讲师

岳燕霞: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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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1. 四川宋元古城堡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

2. 四川为何能创造称雄世界的古城堡群及防御业绩

3. 四川宋元古城堡的规模问题

4. 巴蜀古城堡文化遗产的品位认知问题

5. 四川宋元古城堡群布局特点

6. 亟待关注的生存现状与利用前景

7. 保护和利用“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若干理论问题

结束语

 

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

附件2:《巴蜀古城堡遗址在当代川渝分域布局明细表》1-2

附图:15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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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在人类社会途经中世纪留下的文化遗产中,作为主要建筑实物载体的古城堡遗址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公元十三世纪是世界古城堡文明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四川拥有建造于这一时期的数量众多和独具特色的古城堡遗址,若以集群规模和品质论衡,似可称雄世界。但迄今为止,坐享这一人文资源优势的潜在受益各方,似乎缺乏认知甚至不以为然,使这些本具文旅融合产业化光明前景的人文历史财富,几乎全部沦为崇山峻岭中与荒草鼠蛇为伴的残垣败壁。本文的宗旨是:从整体层面探索 “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另称“巴蜀古城堡”)人文历史地位及保护利用问题的再认知路径,并尝试着建构一些与时俱进的相关新观念。(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

 

一. 四川宋元古城堡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

依据学界共识,古城堡是冷兵器时代以防御为第一功能的古建筑群,而城市则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更大建筑群,故“以墙设防”的城市并非古城堡。研究散布于古巴蜀地域的“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需要从“古城堡”概念的界定和明确定义做起。本文对“古城堡”概念的认知和理解,完全遵循“中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标准和结论,即中文 “城堡”,与英文名称“castle”的涵义对应;其标准定义是:“结构体系完整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用于设防的城体或堡垒。”我们的研究以此定义为基础逐次展开。

另外,本文所言的“四川”概念,在空间上涵盖宋元交替时代的巴蜀地域,包括现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的行政版图。宋代时“蜀”或“四川”之行政及地理概念,大于当代的行政区划。历史地理学家范晓先生认为,北宋时四川最北边的利州路包括了文州(今甘肃文县)、兴州(今陕西略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洋县),蜀之北界的一部分在太白山一带的秦岭主脊。南宋时,因秦凤路、永兴军路(今甘、陕主体部分)大部为金朝所占,宋廷把秦凤路、永兴军路残存的部分划入利州路(州治设于今四川广元市),并把扩大了的利州路分为利州东路和利州西路。此时,南宋蜀之北界已全面推进到作为嘉陵江——汉江与渭河之分水岭的秦岭主脊。宝鸡与凤州之间的大散关、牛岭关等为蜀之对外关隘,而沔州(今略阳)、西县(今勉县)以南沿大巴山、米仓山山隘分布的鸡冠隘、阳平关,为蜀之对内关隘。二者之间还有扼守沔州、兴元之北门户的七方关、白水关、武休关等隘口。(引自:范晓 “红层方山上失落的古城要塞群”《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9期)

公元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兴起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各部族,并练成了一支所向无敌而又杀戮无度的野蛮军队。至公元十三世纪30年代,四处攻城掠财的蒙古铁骑在横扫欧亚大陆诸多重要地区后,将兵锋直指坐拥中国半壁江山、且为当时世界最富庶的南宋王朝,引发了大规模的、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宋元战争。这是人类社会中世纪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具有决定中国命运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内部各民族而言,这场战争的目标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历史性质是改朝换代。(附图1)

蒙古铁骑的攻蜀之战,始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对利州(州治设于今四川广元市)攻掠烧杀的战争,若以合川钓鱼城(公元1279年)自请归降元朝(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定国号“元”)为落幕,这场在四川进行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五十二年。其间爆发过多次互有胜负的战役。在与此战前期有部分重合的年代中,蒙古大军已攻占欧亚大陆大部地域,灭亡或奴役了上百个民族或王国,仅耗时三十余年。若非遭遇四川抗战的损耗和牵制,西欧和北非恐怕将无缘幸免于蒙古铁骑的肆虐。我们说南宋四川人民的顽强抗争具有促进世界和平文化发展的正面意义,所建古城堡的遗址直到当代仍然承载和证明着历史的正义,其道理就在于此。(附图2)

蒙古铁骑最初犯蜀,其极端的战争政策表达出两大特点:一是以杀人掠财为要务,不以占城据地为目标,打完即挥师北返;二是杀戮无度,设定的前提是其军队若遇任何抵抗,破城后即屠城,不分妇孺老幼。例如宋理宗端平三年即公元1236年,蒙古铁骑以突袭方式攻陷成都后,即纵兵屠杀。次年,南宋朝廷派员善后,清点出尸骸竟达一百四十万具。(资料出自:《潼川府志·九贤祠记》,《袁桷:清容居士集·史母程氏传》)据马端临《文献通考·户口二》提供的数据,南宋理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四川户数达二百五十九万零九十二户,人口达六百六十一万零八百三十一人;经宋元战争,到元朝确立统治权后第五年即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时,四川仅存12万户,人口尚不足蒙元犯川前的二十分之一,足见元蒙对四川的屠戮为祸之惨烈。有虐杀就有抵抗,捍卫生命的尊严是人类的本性,亦是任何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底线。历史上蒙古帝国如此残酷的战争和暴力奴役政策,必然激起川人众志成城的猛烈抵抗,容不得当代极少数无良文人用嗜血雅论来为之脱罪。“四川宋元古城堡”就是这样的血腥历史背景下被逼迫奠基构建的。

对中国历史而言,元蒙军队对四川反复进行的攻掠战争,造成了川人极其惨烈的生命财产损失,就此而言其历史作用是负面的,应予严厉谴责。而四川军民依托诸多自建城堡实施的抗战,主要源自求生自保的自然本能,无论从人性层面看还是从历史发展需求看,都具有基本的道义正当性。尽管这些斗争最后皆以失败或归顺元朝告终,但客观上发挥的促进古代中国内部族际妥协联合的积极历史作用将永载史册。

四川人民促成那个时代中国进步的根本要义在于:一贯奉行无度杀戮和无谓破坏的蒙古铁骑,在巴蜀人极其顽强持久的抵抗过程中遭受到空前重挫,以公元1259年蒙古帝国皇帝蒙哥汗被钓鱼城军民击毙为转折点(附图3),蒙古统治集团被迫开始软化传统的极端战争政策,朝有限度或较缓和方向,逐步调整了针对包括汉人在内的所有异族的征服和统治政策。这是元蒙由野蛮转向有限文明的被动式重大进步。不仅令当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受益,也促进了汉人和蒙人间不平等的联合。四川的宋元战争后期,在元蒙日渐宽松优惠的招安政策诱惑下,大批南宋臣民弃宋降元,成全了中国历史上“以元代宋”的重新统一。例如,元蒙军队前后攻打了近半个世纪而始终不能克陷的合州钓鱼城,就是在降元宋将李德辉的协调下献城于元朝的 (资料引自:《元史》卷163.李德辉传)

从军事层面看,四川是决定这场战争谁胜谁负的主要战场所在。对元蒙方面而言,攻占四川是实现其乘顺流之势攻占长江下游、进而灭亡南宋战略的关键。对南宋而言,守住四川就能阻挡或拖住蒙军南下,进而保住半壁河山。故攻防作战必然成为双方在巴蜀地域进行军事斗争的主要形式。由于蒙军在机动性和攻击力上占压倒优势,迫使有统民守土优势的南宋方,发展出以构筑大量山地城堡为依托、实施要地固守防卫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样双方对城堡的攻守及其得失,就成为决定各方在四川胜败的基本作战样式。

战争初期,四川城堡的建设和扼守者皆为南宋军民;至战争中后期,元蒙方也成为四川城堡新的建设者和守卫者。例如,蒙军攻取宋军防守的青居城堡后(附图4),遣将扼守并将其建设成元蒙在四川的指挥中心,前后据守了几十年(资料依据: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很有可能,宋元双方在城堡建设和防守上展开的你死我活地激烈竞争,也是促成在那个时代“四川宋元古城堡”搞得兴旺发达的重要历史推力之一。故过去的史书将四川那时建造的城堡统称为“抗蒙古城堡”,是有违史实的。笔者将在后面较具体地再阐明这个问题。

依据上述阐释,以世界古城堡发展史为参照,“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至少占据了以下几项独特而又显赫的地位:一是承载着推动古代中国内部族际关系发展的光彩历史记录;二是在建筑方面创造了以“官统民建民防民享”为特征的冷兵器时代古城堡社会功能新取向;三是在军事方面创造了超越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古城堡的防御业绩,等等。这些并非是史家杜撰的美誉,而是经由同一时代欧亚大陆几十个国家、分别以城堡防御蒙古帝国军队的战争实践证明过的,不容置疑的。(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

总之,享有上述独特非凡的历史地位表明,“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绝非简单浅薄的族际战争史的遗弃物,它们是伤痕累累但凝聚和承载着极为厚重历史文化的立体雕塑,亦是中世纪人类 “追求和平、捍卫生命”精神最出彩的建筑丰碑!

 

二. 四川为何能创造称雄世界的古城堡群及防御业绩

构筑山地城堡抵御擅长平原骑射的常胜蒙古铁骑,并非宋代四川人的独门绝技,但在利用山岳地势构建防御工程和管理固守城堡及创造出惊世战绩等方面,宋代四川人却争得了所在时代的世界第一之桂冠。或许,这就是宋代四川人对世界非线形防御建筑及其军事应用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在这些方面我们似可自豪地宣称:“有谁能与之比肩?”

例如,与南宋四川军民构筑城堡抗击蒙元军队的同一时代,位于中亚地域的木刺夷国为抵御蒙古帝国的攻掠,也曾在其所辖的波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各处险峻山地构建起一百多个坚固的山地城堡。公元1256年,恰逢蒙古帝国皇帝蒙哥汗决意总攻四川前夕,令其弟旭烈兀统率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在后者指挥的这场历时三年以征服中亚伊斯兰各国为目标的战争中,蒙古军队仅用一年多即全部攻陷或逼降了木刺夷国号称“鹰巢”的一百多个山地城堡,令这个由伊斯兰人中最强悍的阿萨辛部族建立的国家永逝于世界历史(资料出自:《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德国卡尔.布罗克尔曼著,商务书馆1985年版,第二卷;《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史》埃及艾哈迈德.爱敏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几乎与此同一时期,率大军亲征巴蜀的蒙哥汗及多位帅级悍将,却被四川军民击毙于城堡脚下,并迫使蒙古军回撤于漠北。故低估四川古城堡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可能是当代川人愧对世界文明史的疏忽。

四川在宋元时期盛产的独具特色的古城堡群,虽然其累计工程量可能不足以与长城争雄,但所创造的抵御蒙古铁骑的战争业绩却可以傲视世界,堪称古代中国乃至世界防御建筑史上的奇迹。笔者认为,这一奇迹的出现绝非偶然,从地缘和地理层面梳理,至少下述主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四川盛产山地古城堡的地理基础。四川盆地的地表层岩土,大多源自侏罗纪、白垩纪时代古湖海河流沉积物,经地壳抬升运动形成。在这样的地表层中,处于下方的往往是呈水平状、质量较大较厚的富含红色三氧化二铁的砂岩层,其上覆盖着泥岩层。由于后者抗大自然侵蚀的能力远逊于前者,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泥岩层的较快侵蚀剥落,造就了许多丘陵和方山地貌。所谓“方山”是指,山顶有台地,边缘多围绕悬崖陡壁的不规则山体 (资料来自:范晓 “红层方山上失落的古城要塞群”《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9期) 。这种山体,顶上较平坦有利于坐落城堡建筑,边缘陡壁则可利用来支持或强化城墙防卫体系。四川特色的古城堡文化,显然与充分利用这种“方山”来搞防御工程密不可分。故宋元战争时期,虽然南宋朝廷曾大力向全国各地推广四川广筑城堡实施防御的经验,但能获取相似成效者却寥寥无几。此乃缺少地利使然。

第二,从区域性经济地缘关系上看,古代四川盆地丘陵密布,河流纵横,陆地交通不便,经济以高度依赖灌溉的稻谷为主产作物,势必在地势较低、面积不等的块状大小平原上形成许多人口聚居区。这些人口聚居区大都依山傍水,彼此相对独立或封闭,邻近皆有“方山”可资构建城堡。要为这些星罗棋布的人口聚居区提供战争防护,广筑城堡是必然选择;反之,这些高度分散的人口聚居区,也为遍及四川各地的诸多城堡建设提供了必须的经济和人力条件。

第三,从政治或战略性地缘关系上看,攻占四川是蒙古帝国灭亡南宋王朝的先行部署。作为应对策略,南宋朝廷势必不敢懈怠地尽力支援四川军民的抗蒙之战。其中加强中央政府对四川备战的直接领导或许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例如,南宋朝廷调兵部侍郎(相当于现今国防部长)余玠领衔巴蜀抗蒙总指挥,就体现了南宋的援川决心。这对遏止各地推诿、内讧、动摇或逃亡等消极行为,整合全四川军民的力量,高效一致地贯彻广筑城堡的决策,实践意义十分重大。四川宋元古城堡中的多数,能集中于公元1240年至公元1246年的五年期间开建和建成,绝非偶然。若仅仅依靠四川各地军民的自发行为,恐怕创造不出这样的业绩。故不宜孤立地将“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视为本地人创造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

    笔者以为,若能将古城堡视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中一类独特的防御建筑工程及其所承载的军事文化,并优先用在实战中获取的军事防御业绩衡量彼此优劣,那么将公元十三世纪世界各国防御蒙古帝国军队的古城堡做比较后,四川宋元古城堡就将脱颖而出,并在人类同时代创造的古城堡文化竞争中独占鳌头。遗址的破烂,也许并非是我们遗弃或者贬斥它们的正当理由。

 

三. 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的规模问题

若将“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视为一个整体,其规模就将构成中世纪古城堡类别文化遗址的一项世界奇迹。这种特色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认知:一是分成个体的各古城堡体现的建筑规模或工程规模;二是同时代同类型古城堡聚集在四川的数量规模。规模问题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如古代各地社会的防御需求如何,怎样以工程手段服务军事民防任务,支撑工程的经济能力如何,支撑建设的规划设计及管理能力如何,支撑复杂建筑及材料运输的技术能力如何,等等。这些大都可以从古城堡遗址中寻找到答案。

第一,建筑规模宏大是“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的鲜明特色。各个古城堡的建设规模,主要是由当地防御需求和服务这些需求的经济技术能力决定的。中世纪的中小国家要建设一个城堡实属不易,一般要动用举国之力。四川古城堡遗址在建筑规模上表现出的世界性优势,其实也是当时社会经济技术发展优势。这些可从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同时代建成的著名古城堡的比较中认知,并可以借助这种比较判断四川的古城堡是否具有“申遗”成功的潜质。(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具体比较情况可见下表。

在上述中外古城堡比较表中,英法日的三个古城堡皆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评审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两个巴蜀经典古城堡在国际国内的地位略胜于无(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另外,卡尔卡松堡是欧洲最大的平原古城堡,若以其为计算规模的比较基准,那么从古城堡面积和城墙长度上看,云顶石城分别是它的8.3倍和7倍;钓鱼城分别是它的13.9倍和2.6倍。(附图5)这就表明,无论从工程量、构筑难度上看,或是从军事社会功能上看,那个时代的中外古城堡建设水平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巴蜀古城堡雄居世界高位。在“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历史地位的认知问题上,有什么理由听凭一些人固执地贱估我们的本土产品呢?

第二,同类数量众多,是“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规模大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巴蜀古城堡的文化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个体规模宏大上,也体现在同类同型古城堡的组团上。南宋名将余玠受朝廷委派统筹巴蜀防务后,确定了在全川广建城堡的全盘战略谋划。其基本策略是,利用险峻地形,在各水路交通要点构建诸多城堡扼守,在全局上形成互为犄角固守巴蜀的合力,与机动作战、进退自如的蒙古铁骑对抗。追求城堡建设的数量规模,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基础,也是在四川各地形成基于相同理由、相同功能和相同建设思路及技术构造的同类城堡群的历史原因。这何倘不是一种世界独有的文化奇观呢?

在宋元交替时期的四川,双方究竟合计建造了多少个城堡,至今仍无统一的权威答案,尚待深入普查和研究。关于宋元巴蜀古城堡的合计数量,当前影响较大的主要说法有两种:一是《元史》的相关记载,包括各种名称的防御建筑总计为八十个左右;二是宋史专家胡昭曦先生的研究成果,统计数据为八十五个左右。不论朝上靠还是往下减,在公元十三世纪农耕文明时代的一个相对封闭地域内,巴蜀城堡能集结成如此宏大的阵容堪称世界奇迹。这也是八百年后,它们的遗址所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在宏观层面的强烈表达。(见附件2:《巴蜀古城堡遗址在当代川渝分域布局明细表》1-2)

四.巴蜀古城堡文化遗产的品位认知问题

所谓“品位”,强调的是比较中的品质与地位。在传统意义上,人们似乎只习惯于从政治史或战争史角度入手认识“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及相关地位问题,从文化层面整体上把握和研究本项历史遗产及品位问题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令本项文化遗产黯然失色的重要主观原因之一。

若从建筑的外观风格上论衡,同时代欧洲建造的古城堡,若以英国伦敦塔和法国卡尔卡松堡为例一般富有引人入胜的精致、典雅和奇异风格,恰巧在这种传统的外观审美方面,四川的古城堡并不占优。(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与前者比较后,人们长期对川属古城堡持漠视、自歉甚至不肖一顾态度,似乎与此有重要关系。但这是一种学术误判。

古城堡遗址的历史价值,除在政治史或战争史上发挥的作用及地位外,还要看它所承载的各种历史文化要素及独特性的品位如何。中世纪古人以举国之力兴建城堡,重在通过此建筑获取防御功效,至少不会将它取悦于人的外观赏美置于首位。如果换个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角度看,“四川宋元古城堡”胜过欧洲的比较优势,恰好在它们不注重典雅外观的实用秉性,其优势至少包括规模宏大,数量众多,布局精当,坐山借势,因地制宜,官民共建共享,注重持久抗战,平战转换灵便,等等。(附图6)笔者曾强调,若以历史性的战绩衡量,欧洲众多古城堡在抵抗蒙古铁骑的实战方面留下的是累累败绩,没有一个可与川籍经典城堡(以合州钓鱼城和金堂云顶石城为例)取得的胜绩叫板。(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这些胜绩是要以诸多特定文化要素为前提和基础的,由此体现的巴蜀城堡文化的比较优势,就是包含于其中的军事政治经济及建筑技艺等要素的总和。

审视某类历史遗产的文化品位,至少可以有时代性、独特性、实用性与审美等多种视角,并从与世界其他国家同类文化遗产的比较中去衡量和认知。作为同类历史文化遗产,可以称得上古城堡的遗址,遍布当今世界尤其是欧亚大陆,并非四川所独有,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事实。但在人们现有的主流观念中,仿佛欧洲才是人类正宗古城堡的故乡,加之荣膺“世遗”头衔、名气最盛的古城堡多数都在欧洲,另外“城堡”一词在中国历史上似乎不属常用概念,这些原因相加之后,就有较大可能促成轻视巴蜀古城堡遗址及其独特文化品位的观念称霸,最终导致认知扭曲的局面形成和延续。

如果我们希望改善巴蜀古城堡遗址悲凉的生存现状,就必须搬开这道由误解构成的障碍。笔者认为,提升相关各方对巴蜀古城堡文化遗产独特品位的认知,似应是转变观念的切入点之一,这就需要通过川欧间同类遗址的比较来揭示和证明。笔者曾就此以保护利用为话题,与一些文物专家交流,遭到他们近乎一致地反驳,其主要论点是:就古城堡遗址的资源量和品位而论,在西欧国家尤其是英法德境内不仅多得难计其数,而且精美揽客。言下之意是说“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与之比较,在品质和数量方面皆处于下位,难有作为。

可以认为,上述评判巴蜀古城堡遗产文化品位的论说,至少存在四大误区:一是忽略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址具有不可比性,与形成于公元十三世纪上半期的巴蜀古城堡遗址群比较,西欧古城堡群的绝大多数是十六至十八世纪的产品,其遗址所承载的文化遗产在时代上差了三至五百年;二是忽略了个体规模特征比较,西欧古城堡个体规模普遍属袖珍体型,在其中可充当老大的卡尔卡松堡也只及钓鱼城的十四分之一,两者文化品位差异犹如娇柔玫瑰与参天苍松;三是忽略了西欧古城堡群缺失整体性,它们多是封建领主们自发独立建造的,而巴蜀古城堡群的快速建成是应对同一场战争的整体需求,使之能向世界展示较为一致的阵容,这种阵容本身就是独特文化优势;四是忽略了两者的实用性差异,巴蜀古城堡走“官统民建民享”建设路线规模自然壮观,典雅小巧的西欧古城堡群则多是为封建领主及家族们彼此防范服务的,迥异的实用功能表达着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价值取向,必令两者间在外观上形成粗犷雄美与精巧别致的对照,等等。

总之,欧亚大陆东西两地间古城堡表达出来的上述差异,正好说明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独特的文化品质和较高品位所在。故四川与欧洲间古城堡文化遗产在品位(包括时代性、实用性和价值及审美取向等要素)方面各有其优,在保护和开发上应该不存在同类相克或扬此抑彼问题,在利用上完全可以各自扬长避短,实现交相辉映和各得其所。

五. 四川宋元古城堡群的布局特点

巴蜀古城堡遗址的“布局”问题是指,作为同类群体它们在四川盆地的地理分布状况、特点及人文原因,描述它们与今天的四川和重庆行政版图的对应关系,旨在帮助读者从与布局相关的多种视角,认知其整体空间形态及内含的历史文化遗产。(见附件2:《巴蜀古城堡遗址在当代川渝分域布局明细表》1-2)

南宋晚期四川盆地社会经济的普遍相对富庶,为建设众多城堡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从主观上看,指导古代建设者为巴蜀古城堡选点布局的首要因素,是宋元双方力求打赢在四川战争的战略。从元蒙方面讲,攻占四川并以此为长江上游的军政根据地,再顺势东进灭亡统治长江下游地域的南宋王朝,是其最终战略目标,此种统一中国的方略显然借鉴了秦朝的成功经验。从南宋朝廷方面讲,保卫处于长江下游地域的半壁江山是其的最高战略目标,故能否守住四川借此消耗阻击元蒙军队顺江东攻,具有决定存亡的意义。而对当时的四川民众而言,抵御元蒙军队发起的族际内战侵害自己的生命财产,在整体上是其最高、最实际的利益所在。这就是决定当时四川形势如何发展的战略博弈的基本格局。

宋元战争史表明,防御方虽能在四川组成官军民齐心御敌的强大阵营,且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但由于在军事进攻及机动能力方面远逊于蒙古铁骑,如何避免被各个击破,必是防守如此广袤区域的头号军事难题。军事博弈智慧促成了南宋军民做出在各地广建城堡实施防守的抉择,这是那个时代有可能创造出的最优博弈策略,亦是决定巴蜀城堡布局问题及建设状况的人文基础。

宋元巴蜀城堡在布局方面的特点,至少可概括为下述诸项:

第一,遍地开花(附图7 )。由于宋元战争具有中华民族内部的族际(主要在蒙人与汉人间)冲突性质,而且以攻方强悍野蛮为特征,故能将巴蜀汉民广泛深入动员起来,不惜代价的在有安全需求的各地方建设城堡以求自保。这是我们今天所见同时期的巴蜀古城堡遗址分布广泛,密度大、数量多,体形普遍硕大的主要历史原因。例如,若以当今川渝行政管辖地域为底图,除高原等人类不宜居区域外,它们的踪迹几乎遍布四面八方。

第二,扼守水道(附图8 )。在今天四川盆地内较大的江河及其支流上,都有巴蜀城堡分布,尤其被交战各方视为战略支柱的重要城堡,几乎全都建在大江大河地形适合扼制的河畔。这是由两大历史原因造就的;其一四川宋元时代的内陆交通尤其是物资运输,高度依靠河流船舶,故利用或控制航道对攻守双方都具重要军事意义;其二阻击元蒙军队利用长江水系的航道顺流南下,是南宋官方在统筹城堡建设中的首要战略使命。例如,合州钓鱼城的地理位置,就选在能同时扼制渠江、涪江和嘉陵江等三江的汇合处半岛上。

第三,坐山借势(附图9 )。从每个巴蜀古城堡坐落的具体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看,几乎所有城堡都矗立在能充分利用陡峭山势的制高点上。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利用地形制造居高临下之势,是处于防守地位的弱势方皆知且惯用的策略,问题在于如何做得更好。例如,金堂云顶石城坐落于海拔千米的山顶台地上,距脚下沱江水线垂直高度竟达531米,朝江一面陡坡平均达60度以上。这方面,四川的地理条件为那个时代的巴蜀古城堡建设,提供了世界罕见的可利用的雄峻山势条件。也有可能,这是巴蜀古人无意间在为后代积攒壮丽独特的人文景观资源。

第四,守控要地(附图10 )在这里所谓“要地”是指,南宋晚期四川盆地人口较多、社会富庶之地。农耕文明时代,粮食丰度和人口密度是结伴聚集于富庶地区的社会财富,亦是宋元战争双方长期反复争夺的首要战略资源。作为主要建设者,南宋四川的官军民显然将守护这些富庶要地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在兼顾军事可行性的前提下处理城堡的布局问题。这样做的具体地缘成果表现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巴蜀古城堡群的分布状况,与四川盆地的经济要地分布状况大体重合。例如,金堂云顶石城的区域性定位,就是以守护成都平原为首要任务来考虑的。这样一来除甘阿凉攀四州市外,在川渝几乎每个地市经济要地附近几乎都布下了它们的遗址,包括长江三峡地带的城镇。可否将这一布局特点视为巴蜀古人无意间向后人的再次施惠?

综上所述,从整体层面考察,巴蜀古城堡遗址群及其布局方式承载的文化遗产不仅丰富多彩、寓意深厚、世界罕见,而且为当代四川开发利用这些文旅资源,提供了优越的地缘经济条件。

六. 亟待关注的生存现状与利用前景

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生存状况是指,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载体的古建筑残余部分的现实形态、存在环境及演变趋势。泯灭或延续,是历史文化遗址残存体的现有物理形态向未来演变的两种命运。在历史文化遗址的生存环境中,自然力的侵蚀一般是缓慢的、相当程度上可被人为控制的,但人为因素的正负作用则是不确定的,既可保护也可破坏还可利用,若能实现在有效保护基础上的充分利用局面,则为它们营造出了最优生存环境,而且最大的可持续受益者恰好是当地民众。与之相反,所谓生存环境恶劣,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是指社会对威胁文化遗址可持续生存的人为因素失控。从上述意义上看,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整体生存状况是悲凉的,似乎正在加速走向彻底毁灭。

为了解“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生存状态,笔者近来曾以微薄之力对“巴蜀古城堡”中五座最重要遗址,做过粗浅的现场考察,似可按有限感知,将其生存状况描述如下表:

笔者的上述评估表出自个人观察,欠缺全面性和专业水准,但在缺失权威普查材料的条件下,仍可权作了解现状的参考或缩影。因为列入表中的“五杰”,在“巴蜀古城堡”中历史地位最高、战史最显赫、规模也最大,它们的境况理应优于其他。从表中还可以发现,若不计入已划归重庆市的钓鱼城,“宋元古城堡遗址”在四川的生存状况可能已陷入全局性危机。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困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并不看好“巴蜀古城堡遗址群”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愿为保护和利用它们采取适当措施。笔者的这一论点,还可以通过将其与别国同类历史文化遗址生存状况的比较来证明。

如果说海外存在着与“巴蜀古城堡遗址群”同时代形成、且特征相似的历史文化遗产,那么世界范围内相似度最高的莫过于日本冲绳“琉球国古城堡遗址”。(可参阅笔者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中相关研究专题)尽管缺乏史书记载,依两者外观高度相似的特征,笔者认为它俩间存在着古城堡文化某种程度的师徒传承关系(附图11 )而且徒弟的后代比师傅的后代更懂得珍惜师傅创造的文化遗产。

公元2000年11月,琉球国古城堡遗址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定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并载入名录。古琉球国位于现日本冲绳群岛,公元1879年被日本帝国吞并。琉球古城堡是总数约二十个的群体,主要分布在面积不足3000平方公里的冲绳主岛上,多数形成于公元十三世纪下半叶及以后,略晚于巴蜀古城堡群形成时期约三十年。史书载明的元蒙军队曾有过两次侵犯琉球国的战争,分别发生于公元1291年和1295年。另据史载,古琉球国从未被元蒙军队统治过。似乎可以据此推论,琉球古城堡应该立下过抵抗元蒙军队的战功。

对琉球古城堡遗址群的摧毁性普遍破坏,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攻打冲绳歼灭日军的猛烈炮火,例如其中最经典的首里古城堡几乎被夷为平地。战后日本政府为挽救冲绳经济,卓有成效地抉择和主导了对此遗址群的修复、保护和利用,并采取打捆“申遗”策略,为其摘取了发展文旅融合产业的世界级桂冠。在当代冲绳经济和就业中,旅游业占比约70%。在吸引国内外游客方面,保护利用修复精当的“琉球古城堡遗址群”是其传统王牌支柱之一。近年赴冲绳游客旺季月均可达五十余万人上下,半数来自国外。立足保护利用古城堡遗址历史文化资源,着眼发展地方文旅产业,由此日本在冲绳打造出令居民受益显著的范例。

与日本冲绳上述业绩比较,四川原创的“巴蜀古城堡”历史文化资源,在规模、品质和数量等方面均处于压倒性优势,但保护和利用方面却少有作为,令人汗颜。从主观方面看,我方的主要比较差距至少可以概括为下述诸点:

第一,对同类遗址群的历史文化价值普遍缺失基本认知,甚至盲从歪论。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引导和决定社会对历史文化遗址认知状况的先导因素之一。但多年来,除极少数宋史学家涉及过此问题外,笔者未曾见到从整体上专题研究“巴蜀古城堡”的学术成果传世。恐怕这是当代多数川人对此失察的根源所在,由此社会对此遗产文化价值的认知和尊重皆成无本之末,一切保护和利用皆无从谈起。例如,笔者在合州钓鱼城击毙蒙哥汗处考察时曾向导游提问“为何不立碑铭记?”所获答词是“怕影响民族团结”。若对八百年前的著名历史遗迹予以说明就会干扰当代政局,那么该如何在保护或破坏它们间做抉择呢?长期以来“巴蜀古城堡遗址群”遭遇的全局性困境,是否与这类歪论主导社会有关呢?

    第二,对同类遗址群及生存状况缺失普查,整体家底不明,盈亏难估。当代四川究竟拥有多少尚有残存的宋元古城堡遗址,至今仍是个史家争论不休的谜。阻挠破解这个谜底的原因是,有关各方和社会似乎都缺乏整体研究和实地普查的兴趣。但如果不肯从整体上掌握本项资源家底,制订保护和利用的总体政策及规划必成空谈。

    第三,对同类文化遗址的保护意愿低下,保护措施低效,坐视其生存状况加速恶化。基于上述两个长期存在的消极原因,加之近几十年四川盆地工业化进程加速,在遍地兴业的同时,“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整体生存环境加速趋于恶化成为普遍现象,其个体间生存状态的优劣差异,则取决于所在地方的保护意愿、措施及实效如何。笔者经现场考察后依据网络资料的综合判断是:“巴蜀古城堡遗址群”实际上已整体陷入需要全面拯救的生存危机,若无大规模有效保护利用计划和措施介入,要不了多少年,它们将全军覆灭、难觅踪迹。读者欲了解具体现状,可参见笔者考察云顶石城和青居古城堡的报告和图片。(附图12 )

第四,对同类文化遗产未做整体利用研究,缺失引导和推动以此资源为基础发展各地方文旅融合产业的总体规划。日本冲绳十余年前将“琉球国古城堡遗址群”打捆“申遗”成功的案例表明,若无发展文旅融合产业总体规划的指导和牵引,有效保护此类历史文化遗址必成空话,因为将很难刺激调动各地方及民众善待它们的积极性。故要为“巴蜀古城堡遗址”争取光明前景,似应以繁荣相关文化及研究为先导,从制订将保护和利用功效有机结合起来的总体规划入手,彻底扭转四川在这方面长期缺失“打捆”发展纲领的被动局面。

综上所述,导致“巴蜀古城堡遗址群”整体陷入当前严重生存困境的终极原因,应是全社会相关观念的滞后。日本冲绳保护和利用古城堡文化遗址发展文旅融合产业的范例表明,只要适时地转变和提升观念并且到位,拥有更优同类历史文化资源的四川,理应有更大希望就此走出自己的“申遗”之路。毕竟,冲绳纳入“世遗”的所有同时代古城堡,其规模品位皆远不及成都的云顶石城,而且在古城堡文化及风格方面,前者还有传承或者抄袭后者之嫌。

 

七. 保护和利用“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若干理论问题

张扬“巴蜀古城堡遗址群”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地位,倡导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尤其是以此为资源基础发展四川的文化或文旅融合产业,可能遭遇的最大障碍是人们的诸多观念分歧。为此本文从学理角度做些前导性探索供参考。

1.关于名称问题。

    本文所言的“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或“巴蜀古城堡遗址群”,是从学理层面概括其特征的概念,平时却殊为人知,对此本文开头已予说明。在传统上四川人皆将它们统称为,以“抗元”或“抗蒙”作前置定性名词的“城”、“堡”、“寨”、“洞”、“垒”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故笔者依据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定义,将这类建筑本体统称为“城堡”。一般而言这种改动易获认同。

问题在于若按传统称谓,“抗元”或“抗蒙”这样的前置定性名词有违史实,易生分歧。首先,这类城堡肯定主要由南宋军民建造,但公元十三世纪入川的蒙古人或元蒙人也部分参与了建设或修复。其次,这类城堡除钓鱼城后来和平献城外,尤其是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那些城堡(如“川中八柱”),几乎都有在宋蒙战争中易手利用的经历,有些反而成了元蒙替代南宋对四川实施统治的据点甚至中心。例如,重庆城堡、青居城堡、云顶城堡、神臂城堡等等,其中青居城堡还曾一度作为元朝领导四川战事的长期指挥中心。

笔者基于上述史实认为, 应用“宋元交替时期”或“宋元时期”这样的前置中性名词,取代“抗元”或“抗蒙”的说法,这样做既符合史实,又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元朝推翻南宋重新统一中国的历史过程,还可避免招惹当代民族关系上无谓的是非之争。何乐不为?

2.关于古城堡资源的人文旅游价值问题。

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发达国家旅游业而言,古城堡皆是人文景观的支柱,亦是吸引国内外游客观光的王牌文化资源之一。这是由下述主要原因决定的:

第一,古城堡是历史、建筑、艺术、民族(地方)文化和精神等多种文化元素,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地方,以军事防御古建筑为载体的独特聚集体。

第二,古城堡一般都具有代表特定民族或地方,充当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厚重经历,并由此积淀固化为具有丰富人文资讯和独特性的历史文化载体。

第三,每个古城堡都是一篇无言的或精彩或悲壮的史诗,可以繁衍出无尽的文化艺术产品,吸引人们前往体认,借以回顾凭吊解惑,从而抚慰其精神生活。

第四,古城堡通常被视为招唤人们前往的旅游目的地之历史名片,进而演变为公认的、衡量所在地方历史人文旅游资源价值的一个重要观光性标志或标尺。

第五,四川古城堡大都依山傍水,建在地势险峻之处,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人文自然景观的联合体,等等。总之,古城堡是世界旅游业公认的、最具魅力、难以替代的人文景观资源之一。

从开发条件上看,四川的古城堡遗迹资源的散布比较广泛,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利用,可令各地市普遍受益。就目前初步掌握的不完全情况,“巴蜀古城堡”遗迹资源在川内的长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及通江、南江、巴河、渠江等九大江河流域均有分布,重点在长江、嘉陵江、涪江流域。拥有古城堡遗迹资源的各地方,多属相对贫困区域,拥有大量亟待脱困的人口,这类旅游资源开发虽无力令其暴富,却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使他们千年受益。

3.关于四川古城堡资源的民防特色问题。

公元十三世纪,巴蜀各地区自建的古城堡皆具全民综合防护性质,这也是四川古城堡资源的一项重要独特性所在。笔者认为,民防功能可能是巴蜀古城堡在世界同类文化遗产中独有的特色之一。

以古建筑的功能和特征衡量,中国北方的古城堡,多是与长城联结的单纯军事防御建筑,承载的是国防文化元素;欧洲的古城堡,则多是为封建贵族生活及安全服务的建筑及政权的象征,很难包揽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元素。“巴蜀古城堡”(以钓鱼城和云顶石城为例)则独树民防旗帜,它既是独立于常态城镇以外,以全民据守险地实施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山城,又是为全民提供防范战争灾难的长期避难场所。在世界古城堡类遗址中,这是独具鲜明特色的旅游资源,彰显着古代四川人民捍卫家园热爱和平的深邃精神。

4.关于历史与现实纷争的干扰问题。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种观点曾引起广泛分歧。在笔者看来,保护和利用“巴蜀古城堡遗址群”资源,决不意味着要求当代人在八百年前的宋元战争中“选边站”,但却可以帮助当代人了解那段有血腥也有进步的历史,获取穿越时空的有关社会进步的经验和教训。

就“保护和利用巴蜀古城堡遗址群”这个本文为之服务的主题而言,长期以来总有人端出当今“蒙汉关系”这个话题来阻挠和搅局,似乎总能得手,这是非常荒谬可笑的。笔者认为,一味退让并非克服搅局因素的办法,惟有以正确观念对待历史方能兴业。这方面要扭转“巴蜀古城堡遗址群”遭遇的长期困局,树立以下正确历史观念似有决定意义:

第一,宋元战争既是蒙古民族武力谋求古代中国最高统治权的血腥过程,也是蒙古民族主动或被动提升自己文明水平进而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历史上汉蒙民族的兄弟关系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能只看到族际战争的一面,还应看到促成民族联合的另一面。也就是说,巴蜀古城堡遗址本身并非邪恶战争的遗物,而是具有显而易见的正面地位的历史丰碑。

第二,“保护和利用巴蜀古城堡遗址群”与川人珍视八百年前的文化遗产和谋当今发展有关,与当代蒙汉关系绝无政治性关联。硬要往“巴蜀古城堡遗址”里掺和当代族际问题,在学理上说不通,在利益关系上没依据,有很大可能源自个别有背景无良文人挑衅。众所周知,杀戮和征服包括汉人在内的众多异族的武功,是成吉思汗著称于世的资本。但对欧亚大陆数以百计、其祖先曾为之受难的当代民族而言,这些绝非是值得炫耀的功德。

如果说祭奠本民族历史上知名的祖先,是各民族繁衍的文化需求,那么彼此尊重对方这种传统就是处理现代族际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一个通用规则。因此,当代内蒙古在草原上为成吉思汗建立起无数规模宏大的纪念建筑或设施招搅游客(附图13/14 ),还创办起“成吉思汗陵历史文化研究院”为之歌功颂德,却未见有其他民族更无川人去非议搅局。故巴蜀后人实在没必要在“巴蜀古城堡遗址”保护利用问题上,对违规歪理邪说诚惶诚恐,迁就退让,小题大做,断臂敬神!

第三,要敢于公正客观地正视历史,敢于弘扬历史遗产中正义与和平的价值主张。公元十三世纪蒙古铁骑极其野蛮的攻掠,给巴蜀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我们对这一史案应予不变地严厉谴责!巴蜀人民广筑城堡和卓有成效的自卫抗击,客观上牵制或减轻了蒙古军队带给欧亚大陆其它地区的战争灾难,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和平做出了无可比拟的重大贡献。更重要的贡献是,巴蜀人民以自己无比英勇的抵抗,迫使蒙元统治集团逐步调缓针对异族的野蛮战争政策和统治政策,在较以前相对文明的政治基础上促成了汉蒙民族的共处,进而为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做出了历史贡献。巴蜀古城堡遗址既是四川人民上述伟大历史业绩的宝贵实物见证,也是汉蒙民族走向联合的历史见证,不具伤害任何民族的意义。

5.关于“打捆申遗”问题。

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认证和授牌,包含着包括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旅融合产业兴起等在内的诸多重大软硬利益。“巴蜀古城堡遗址”作为一个群体,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以应对相同战争的需要,按相同思路和功能,在官府统筹下,由军民通力合作建造起来的,故它们间存在着几乎相同的文化内涵和大致接近的外观。若有将其推向“申遗”摘桂的打算,理应视为一个整体来运作,走“抱团取暖”之路。否则有可能酿成两种不良局面:一是相互竞争,彼此拆台;二是一枝独秀,百花凋落。因此,似应借鉴日本冲绳将“琉球国古城堡遗址”打捆“申遗”的成功经验,重视整体规划全盘运作,反对政出多门各自为战。另一方面也须指出,在“申遗”或者“申报国家级”过程中强调“打捆”,似应遵循宁少勿滥原则,不能搞成不分优劣、见者有份的福利活动,借此确立优胜劣淘机制,鼓励创先争优。

如果仅从“巴蜀古城堡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现状看,笔者当前提出“申遗”问题确有操之过急之嫌。但这样做的确事出有因。笔者近年在互联网上采集钓鱼城信息时偶然获悉,重庆市合川区似乎已有将钓鱼城单独“申遗”的打算。为此笔者驾车前往考察,也确实感受到合川为改善钓鱼城配套基础设施做出的巨大而又超常的努力。如果网上传言属实,钓鱼城今后的单独“申遗”行动,对四川应分享的同类机会而言,祸福如何?日本冲绳将琉球古城堡打捆“申遗”经验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会同意在同一地域向同一类文化遗址分别重复授牌。此论若无大错,那么川渝间似应及时就各地方“巴蜀古城堡遗址”公平分享“申遗”机会问题进行协商,以期尽早达成一致,形成合力。

6.关于保护、重建和利用及三者的关系问题。

对“巴蜀古城堡遗址”而言,保护、重建和利用这三者关系有些独特性,需要提请关注。笔者认为,古城堡是历史文化遗产中形态最大的一种,因此不能套用保护一般小型观赏古文物的方式,但可以借鉴日本冲绳的运作方式,从追求实效方面赋予保护、重建和利用这三个概念一些新的内容。

对古城堡及群体的保护,至少应赋予其三项基本任务:一是制止人为破坏;二是遏制或减轻自然力的伤害;三是全面深化对保护对象的认知。古城堡绝大部分地面建筑已经消失,保存的部分绝大部分在地面下,故当代人只能依靠对埋藏部分的不断探索,逐步完善认知并为修复创造条件。不宜将“保护”曲解为静态守护,即一反破坏,二反修复。历史经验表明,“两反”式的消积保护只是坐视遗址自然消亡的一种形式。

对古城堡的重建,至少应赋予其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尽量追求真实再现;二是应在不损害原有残存的基础上推进;三是在前两项目标限制范围内尽可能满足充分利用的需求;四是对重要遗址应考虑选择遵循国家级或“申遗”级标准实施。从遗址目前的普遍惨状看,似乎只有采取修复或重建的现代工程措施,才能根本改善其生存状况,永续保存。当然遗址的重建或修复可以视经济能力分阶段实施。

对古城堡及群体的利用,至少应赋予其四项基本任务:一是争取公众支持;二是为所在地方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是促进相关文化事业和研究工作;四是普及相关历史教育。决定成败的是第二项任务,缺失双效益地支撑,其他一切将沦为空谈。

如何在保护、重建和利用这三者间建立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的关系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一般而论,似应将“利用”问题视为带动搞活全局的龙头,以此方能纲举目张。因为,若缺失“利用前景”的激励,几乎所有保护条件都聚集不起来,“保护”又将沦为专家们的空谈而已,这是过去几十年的保护困局延续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四川古城堡遗址现场毁坏十分严重,已几乎全无直接利用价值,因此“重建”必然成为“利用”的物质基础。但重建投资需求巨大,如果没有诱人的“利用”后的回报前景,资金缺口将像过去一样继续吞噬古城堡遗址柔弱的生存希望。

结 束 语

在当今时代,新兴观光旅游业已在国内外崛起,成为各国经济规模首屈一指的支柱产业,它们有潜力为“巴蜀古城堡遗址”的生存困境带来化解的福音。2012年“十一长假”期间,中国的观光旅游业创造出千百亿元的综合产值,但却在观光景点和交通线上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凶猛拥堵,招来国人普遍忧虑。国内外经济学界对其中一个主要成因和化解之道似乎已有共识:应下大力开发更多观光资源,尽快改善景点空间布局不合理和供给不足问题。对四川利用宋元古城堡发展文旅融合产业及优化布局而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

蜀地后人若能及时转变观念,在全社会的普遍关怀下,走各级政府倡导的文旅融合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为拯救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巴蜀古城堡遗址”,或许有可能抓住这一最后的历史机遇期大有作为!

笔者的务实愿景是:吁请拥有“巴蜀古城堡遗址”历史文化资源的各地方,能否在各级政府文旅部门指导下,以保护和利用为宗旨,依托各级文史馆、社科联和本地大中专院校,创办本地民营“古城堡历史文化研究院”作组织基础,长期承担促进本地保护和利用事业的舆论先导,并担责不断推出相关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促进本地古城堡遗址的重建或修缮工作。若能以几年苦功唤起各相关地方认同和关注,打造出可招揽四海宾客的新型文旅融合产业集群就是可期的,最终将惠及我省各地民生并令古城堡遗址永存。

附 件 目 录----------------------------------

 

附件1:《四川宋元古城堡遗址群保护利用问题研究文集名录》

附件2:《巴蜀古城堡遗址在当代川渝分域布局明细表》2/2

附图目录:

附图1 元蒙攻巴蜀战争示意图

附图2 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向世界扩张示意图

附图3 重庆合川宋元古城堡:钓鱼城

附图4 四川南充宋元古城堡:青居城守控要地卫星图

附图5 公元十三世纪欧亚五国著名古城堡外观比较图1

附图6公元十三世纪欧亚五国著名古城堡外观比较图2

附图7 当代川渝地图上巴蜀古城堡布局示意图

附图8 合州钓鱼城扼守三江水道示意图

附图9 巴蜀古城堡:云顶石城坐山借势图

附图10 巴蜀古城堡:重庆万州天生城守控要地图

附图11 公元十三世纪琉球与巴蜀:古城堡群比较图

附图12 巴蜀古城堡:遗址生存困境图

附图13 内蒙古当代建筑:成吉思汗巨型塑像

附图14 内蒙古当代建筑:成吉思汗豪华陵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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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资料来源包括:1.笔者的阅读研究考察求教;2.网络信息:3.学界成果,主要参考了下述学者的观点,胡昭曦、刘道平、薜玉树、马恒健、白寿彜、岳武穆、郭剑锋等。由于各方分歧较多,资料多有相互矛盾处,加之笔者才疏学浅,故本文采信引用必有错漏,只能反映粗略概况,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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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古城堡遗址在当代川渝分域布局明细表1

   

面积:48.5万平方公里  分3州18市

   

面积:8.2万平方公里  分19区21县

地市区分

古 城 堡 名 录

市辖区县

古 城 堡 名 录

成都

云顶石城 成都城

 

城域九区

重庆城 多功城

 

德阳

 

 

万州

天生城 三宝城

绵阳

雍村堡 紫金山堡 仙侣山

 

涪陵

 

三台山城

 

广元

峨头寨 苦竹隘 鹅顶堡 大获城

 

綦江

 

 

 

巴中

 

平梁城 小宁城 得汉城

大足

 

达州

 

礼义城 荣城

 

黔江

 

 

 

南充

 

跨鳌山 运山  营山

青居城

长寿

       

广安

大良城 小良城

 

江津

凤顶堡

遂宁

灵泉山 蓬溪寨

 

合川

 

钓鱼城

 

资阳

铁牛城

 

永川

 

 

 

自贡

虎头城

 

南川

 

 

泸州

 

铁泸城  榕山安乐山牛头城  土恢城  圣耳城  珍珠堡   暗溪堡

本表不列出重庆主城各区

 巴蜀古城堡遗址在当代川渝分域布局明细表2

   

面积:48.5万平方公里  分3州18市

   

面积:8.2万平方公里  分19区21县

地市区分

古 城 堡 名 录

市辖县

古 城 堡 名 录

内江

 

圣耳城  向家寨  高顶寨

忠县

 

皇华城  

 

泸州

铁泸城 榕山安乐山牛头城 土恢城 珍珠堡 暗溪堡

梁平县

赤牛城

宜宾

登高山  三江碛  乐共城  凌霄城

云阳县

铁檠城

 

乐山

三龟九顶城  紫云城  太和寨怀远寨

 

奉节县

白帝城 卧龙山堡囿

 

眉山

 

平康寨

巫山县

天赐城

雅安

 

女城山堡  五花寨、石城寨   白马寨

开县

 

石羊寨

 

据胡昭曦先生的研究,史书记载中有名号缺方位的巴蜀古城堡至少还包括:黄平隘,三宝城,安西堡,石门寨、铜钹寨,师姑城,宜胜山城,由山城,都胜城,茂竹城,广福城,乐胜城,石城堡,鸡冠城,白马城,铁平城,小城,三圣城,油木城,牟家城,下隘城,神山,筹胜寨、龟云寨、石笋寨,盘山寨,五花寨、石城寨、白马寨等等。另有许多城堡的建造工程见诸史书又未留下名号,例如徐宗武、韩宣又等宋将在渝、嘉、开、达诸州境增筑的城寨。

附注:本表资料源自胡昭曦、刘道平、薛玉树、马恒健、邓琳、郭剑锋等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各方对许多巴蜀古城堡的名称、位置、建造时期存在分歧,故本表意见必有错漏,只能反映粗略概况,仅供参考。另外,本表只列出拥有古城堡的市、区、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