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泸州迁治问题再议
作者:胡 昭 曦     发布时间:2015-10-09 10:53     点击量:

                            × 胡 昭 曦×

在宋代,泸州是川峡四路的重镇之一,宋、元之际,泸州军民在抗击蒙(元)军队中起到突出作用,特别是迁徙州治于神臂山,坚持抗战达三十多年。在宋、元之际泸州迁治的问题上,目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泸州治所曾迁到合江榕山、安乐山、江安三江碛,而后神臂山,或认为此说缺乏根据。这是关乎弄清宋代重镇、今日名城泸州市,以及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神臂城历史的问题。三十一年前、19837月,笔者曾赴泸州、合江、江安等地考察 [1],接触过这个问题,此后尚存一些困惑但未继续探究,现就已见文献谈谈个人浅见并提供一些资料。

             一、泸州迁治文献记载梳理

《元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的简称,辑本 [2]),写道:“嘉熙三年(1239)以兵乱迁治江之南。淳祐三年(1243)余玠制置四川,令诸郡据险建筑。于州之下流四十里有山曰神臂,委曹致大创筑城壁,就领安抚使行州事。”[3] 这一记载于嘉熙三年是笼统而言。但确指泸州州治曾迁“江之南” 和淳祐三年迁神臂城。

《宋史》记载:“泸州,上……本军事州,宣和元年,赐军额。乾道六年,升本路安抚使。嘉熙三年,筑合江之榕山,再筑江安之三江碛,四年(1240),又筑合江之安乐山为城。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崖以守。景定二年(1261),刘整以城归大元,后复取之,改江安州。”有县三:泸川、江安、合江,南宋绍定五年(1264)增置纳溪县;监一:南井。[4]

《永乐大典》载:“合江县。《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宋移治安乐故城。元至元十五年(1272)立县于神臂江南济民市。”[5]

《大明一统志》:“神臂崖,在合江县。宋淳祐中,因元兵来侵,城于此以守。”“榕山,在合江县南五里……嘉熙中尝于此筑城。”[6]

 《读史方舆纪要》:“神臂山……宋淳熙()三年,余玠迁州城于山上,所谓铁泸城也。” “合江县……后周时置合江县于今治,隋以后因之。宋嘉熙三年,兵乱,移县治于榕山。四年,又移县治于安乐山,皆筑城为守。”[7]

乾隆《大清一统志》:“江阳故城……旧志:宋淳祐三年余玠迁()州治于神臂崖,俗名铁泸城。” “ 《宋史 × 地理志》:嘉熙三年筑合江之榕山,四年又筑合江之安乐山为城。”[8]

嘉庆《大清一统志》:“榕山,在合江县南五里,即宋嘉熙中筑城处。”“神臂山……宋淳熙() 中尝迁州(泸州) 治于此。”[9]

嘉庆《直隶泸州志》:“嘉熙三年,筑合江之榕山,再筑江安之三江碛,四年,又筑合江之安乐山。淳祐三年,又城神臂岩。……以上倶见《宋史》。”[10]

乾隆《合江县志》:“榕山,县东南五十里。……宋嘉熙三年,筑泸城于此。”“神臂山……宋淳祐初,制置使余玠迁州治于此,号铁泸城。”[11]

同治《合江县志》:“榕山,县东南五十里。《明史》云,……宋嘉熙三年,筑泸城于此。”[12]

民国《合江县志》:“榕山……宋嘉熙三年,因乱,徙城其上”[13]

《宋元之际的泸州》:“(嘉熙三年)为避兵乱,泸州治所暂迁江之南,合江县迁治榕山城,江安县筑三江碛城。”“(嘉熙四年)合江县治从榕山城迁至安乐山城。”“(淳祐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令诸郡据险迁治。知泸州曹致大创筑神臂山城,迁泸州治所于神臂城。” “把泸州徙治和上述三江碛、榕山以及安乐山诸城联系在一起,以为泸州治所曾经在这三个城辗转搬迁,这是缺乏根椐的。”[14]

《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泸州泸川郡……理宗嘉熙三年(1239),兵乱,筑城于合江县榕山,再筑城于江安县三江碛。四年(1240),又筑城于神臂崖(今合江县西北焦滩公社老泸大队临大江的老泸州,旧名铁泸城),徙泸州于此以守之。”“合江县……理宗嘉熙三年(1239),徙泸州治于县的榕山,今合江县东北榕山公社。”[15]

《合江县志(19862005)》:“榕山宋城遗址。……建于南宋嘉熙三年(1239) ,合江县制() 所曾迁移此地抗拒入侵元兵。后因交通不便,难以扼守长江、赤水,迁走。”“南宋安乐山城遗址。……南宋嘉熙四年(1240) ,元兵入侵四川,泸州曾筑安乐山城,迁合江治所于此。”[16]

新修《泸州市志》:“宋元之际,蒙古军入蜀,泸州府毁于战乱,先后迁治于合江榕山、江安三江碛、合江安乐山、神臂山、今市中区蓝田坝、茜草坝等地。”“淳佑() 三年(1243) ,知州曹致大据险筑神臂城,抗击蒙古军。并迁州治于此。今遗址尚存(位于合江县焦滩乡) 。”[17]

《泸州市志(19912005)》:“榕右古城遗址。……宋嘉熙三年(1239) ,泸州迁治榕右,筑城抗击蒙军,合江县治也迁驻于此。”[18]

从上列举在所接触的自元代至今的文献记载中,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地理志、书中,《元一统志》是早见的。此书是元代官修全国地理书,成书于元成宗大徳七年(1303),凡1300卷,今只有辑本10卷。因其为辑本,所见记载甚少,也很笼统,只见泸州州治先后迁“江之南” 和神臂山,未见其他移治情況。不好据此论其全部迁治。《宋史》是在《大元一统志》之后42年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 成书的,检阅《宋史 × 地理志》所载,端平三年(1236)以后迁徙治所的14个府、州、军,均明载“权治”、“徙治”、“置治”、“移治”、“ 移州”“侨治”、“城为治所”、“置司”、“为治所”,于泸州则书 又城神臂崖以守”[19] ;而于合江榕山、安乐山、江安三江碛,则只言嘉熙年间“筑”、“ 筑城”,未言迁泸州治所之事。其所谓“筑”,可能是筑城,也可能是修筑军事防御设施。此后,《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等均基本据《宋史》所载。其中乾隆、嘉庆两部《大清一统志》是官修,《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 的名著,《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是方志学家蒲孝荣四十多年中“尽力汲取古今著述、官书私藏、文献考古、书文图表”(“ 前言”第3页)的研究成果 。《宋史》是官修史书,当是比较原始的官方记载,在政区建置沿革上宜以其为据。

第二,再从地方志、史的记载看。自元至民国,所见地方志、地方史也基本同于《宋史》所载。雍正《四川通志》云:“榕山……宋嘉熙中筑城于此。” [20]嘉庆《四川通志》同此。)嘉庆《直隶泸州志》载文基本抄自《宋史》。之后,同治、民国和新修《合江县志》也都如此。

其中,也存在不同之处,如榕山,乾隆、同治《合江县志》云,嘉熙三年“筑泸城于此”。《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于合江县也提到“徙泸州治于县的榕山”。所云泸州州治曾迁于榕山之说,早见于乾隆《合江县志》,写道:“榕山,在县东南……宋嘉熙三年筑泸城于此。”[21] 乾隆《合江县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所载此说未见云其稽据。《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或沿袭此说。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康熙《大清一统志》的续修、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的全国官修地理书,嘉庆《大清一统志》亦沿此说,以乾隆《大清一统志》所载为据当更恰当。此后的《合江县志》未见其沿袭乾隆《合江县志》之说民国《合江县志》笼统记为“因乱,徙城其(榕山)上”新修《合江县志(19862005)》则明确写道:“合江县制() 所曾迁移此地(榕山)抗拒入侵元兵。”于安乐山也明言,嘉熙四年“泸州曾筑安乐山城,迁合江治所于此。”1985年出版的《宋元之际的泸州》,是几位元史和泸州地方史研究学者合作的一本力作,它论述了宋末泸州及其属县治所的迁徙情况,并对州治曾辗转迁徙榕山、三江碛、安乐山的看法存疑。

新修《泸州市志》载:“宋元之际,蒙古军入蜀,泸州府毁于战乱,先后迁治于合江榕山、江安三江碛、合江安乐山、神臂山、今市中区蓝田坝、茜草坝等地。” 第二轮新修《泸州市志》又补充说:“宋嘉熙三年(1239) ,泸州迁治榕右,筑城抗击蒙军,合江县治也迁驻于此。”目前,在互联网上大多据此而言,如: 宋、元之际,蒙古军入蜀,泸州城先后迁治于合江榕山、江安三江碛、合江安乐山,最终筑城于合江神臂崖,坚持抗战35年。[22] 从文献记载来看,宋元之际,泸州先后迁治于合江榕山、安乐山、江安三江碛之说,还需要举出可稽凭据的原始资料。

             二、泸州迁治历史背景剖析

宋末泸州及其属县迁治之事,肇发于端平二年(1235)至淳祐四年(1244) 迁神臂城,期间共约9年。其原因和过程,已有论著作过较详探析,本文仅对其历史背景提出几点看法。[23]

第一,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蒙古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蒙军长驱入蜀,残破川峡大部分州县。嘉熙元年(1237) 起,南宋逐渐稳住阵脚,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淳祐元年、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窝阔台汗去世,直至蒙哥汗继位(淳祐十一年、1251),蒙古内部政局动荡,对南宋的攻势有所減弱。南宋方面,理宗亲政后,励精图治,“务革前弊”,实行了历史上所称的“端平更化”( 又被称为“端平——淳祐更化”、“ 小元祐”),自端平元年贯穿于嘉熙、淳祐年间(12341252),虽整体效果不著,但宋理宗选拔重用孟珙、余玠先后分掌四川防务,有力地抗击了蒙古的进攻,且为长期守御打下了坚实基础 [24]

第二,这一时期,蒙军攻蜀尚属初期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以骑兵为主,属于抄掠性质,“惟利剽杀,未拓土地,抄掠以后,即弃之而去” [25],尚未以占据实地为目的,也还未建立屯兵储粮稳定的进攻据点。其进攻四川,主力部队皆是秋攻夏撤,因粮于宋,就地掳获,抄杀而去。蒙军的进攻,遭到南宋军民的极力抵御,以结砦筑城和当时水军优势对抗蒙古骑兵。嘉熙二年宋理宗即有诏书云,

所失之地得以“渐次收复”[26]。淳祐二年(1242)六月余玠任四川宣谕使,十二月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并设制置使司于重庆。余玠入蜀主政后,立即组织力量抗击蒙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初步扭转了四川宋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因而淳祐四年(1244)正月,枢密院即向理宗奏报:“四川帅臣余玠,大小三十六战,多有劳效,宜第功行赏。”[27],此后,余玠集中主持修筑山城堡寨(包括神臂城在内),迁徙州军治所,组织军民据险而守,收到明显的抗御效果。宋蒙之间在四川的战争,大部分还处于拉锯状态,许多地方被蒙军抄掠而过或者失而复得,泸州亦属这种情况。

第三,这一时期,蒙军攻蜀,意在据有上游,以突破南宋长江防线,顺流而下,攻灭南宋。端平三年蒙军扫荡川西、川东州郡,嘉熙元年、三年两度大举进攻川东,就是这种进攻意图的实施。嘉熙年间,合江县迁治或是因其濒临长江、靠近重庆,江安筑三江碛或是因其濒临长江、靠近叙州,以防蒙兵来攻。这时四川西部、南部还不是蒙军进攻重点。史载:“(丙申,端平三年、1236) 十二月,鞑靼国兵入普州、顺庆、潼川府,破成都府,掠眉州。一月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 [28] 这些被攻破的州郡,由于蒙军主动北撤和宋方抗御击退,嘉熙元年(1237)得以“渐次收复” 。淳祐二年(1242) ,“大元兵至泸,珙(孟珙,时兼夔路制置大使) 命重庆分司发兵应援”[29]。“一二四二年,蒙古将也可那颜耶律朱哥复自西安侵入四川,围攻金沙江北岸之泸州。宋将孟珙分军御之。” [30] 这次攻泸致破,《元史》载:“壬寅(淳祐二年) 会大军破遂宁、泸、叙等州。”[31] 泸州在治所迁神臂山前,淳祐二年被蒙军攻破,说明泸州仍在原治所。

此时的情况,从阳枋的亲身经历可侧面为证。阳枋(11871267),合州巴川县(今重庆铜梁)人,晚宋蜀中著名理学家 [32],蒙军攻蜀,举家离乡逃避。据其姪所撰《纪年录》载:嘉熙元年,阳枋51岁,“蜀有翟难,公(阳枋) 与弟全父、姪存子举家避地夜郎”。嘉熙二年,“避地南川”。嘉熙三年“避地清溪”。《元一统志》所载泸州州治“嘉熙三年以兵乱迁治江之南”,或即此期间。嘉熙四年,阳枋从 避地夜郎” “赴嘉定类省(参加类省试),奏名。” 淳祐元年,获赐“同进士出身”。表明攻打川南的蒙军主力已退,淳祐二年阳枋一家乃避地“泸南”。“淳祐二年……避地泸南。是冬,敌渡泸穷搜,公与一家相失,深入蛮夷之境……敌退,张恭人偕子妇俱保全。” 淳祐三年,阳枋一家回到合州巴川(今铜梁),并因“乡人或有以饥渴为心害者”,与友人等“讲明《吕氏乡约》,书行之于乡,从约之士八十余人”,以维护社会秩序淳祐四年,阳枋为余玠所荐出任官职“分教广安”。[33] 其子所撰阳枋《行状》写道:“蜀有敌难,避地夜郎山谷间,会敌犯泸、叙,公与一家相失,独深入不毛……敌退而返,夫人及子妇亦免于难。[34] 这两条资料透露出,嘉熙元年至淳祐元年(12361241) ,较之川西、川东,泸州一带相对安全(其间淳祐元年十二月蒙军曾“连攻叙州”,未见占领),因而得以避地夜郎、南川、清溪,淳祐二年“避地泸南”。嘉熙四年还从避地赴嘉定参加类省试。淳祐二年五月,按竺迩率蒙兵攻泸,史书记为“破” 泸州 [35],这表明泸州尚在原治所,才成为蒙军主力攻击的目标。当年冬天,蒙军还“渡泸穷搜”。但随即“兵退”,并未占领泸州乃至合州(今重庆合川),因而淳祐三年阳枋一家得以“敌退而返”。

从端平二年至淳祐四年(1235——1244) 历时共约9年的宋蒙战事中,既未见泸州州治放弃原址迁到合江榕山、安乐山、江安三江碛的明确记载,也看不出其迁往这些地方的急迫性。只是到了余玠治蜀后,“择要害之地而城之” [36],于淳祐三年“令诸郡据险建筑”,荐命曹致大为泸州安抚使知泸州,创筑神臂城 ,次年迁州治于此。

               三、“江安三江碛”续探

《宋史》卷89《地理志》于泸州云:“嘉熙三年……再筑江安之三江碛。”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直隶泸州志》、嘉庆《江安县志》、道光《江安县志》均基本沿袭此说,称其名为“三江碛城”,并补记“或云(疑)即绵水口也” [37]。江安县,宋代属泸州,县城在州城“西南一百二十里”。 笔者尚未见到宋、元之际泸州治所和江安县治迁到三江碛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

江安三江碛在什么地方?探索过程中有不同看法,或认为在今南溪县西李庄附近,或从在江安县境及其邻县长宁有几个地形是三江口的地方寻找,均未见实证。泸州当地学者在二十多年里 “不止一次地查找过” [38]19837月,我们同江安县志办公室的同志一道作了实地考察,笔者曾提出个人看法 [39],初步认为,《宋史·地理志》所说的三江碛,即今江安县城关西的中坝(牛角坝)一带。此后,笔者即未接触这个问题,也不知江安三江碛考察研究有何新进展,现仅能将笔者当时的札记摘抄于下,聊备一说,供进一步考察之参考。

《读史方舆纪要》写道:“大江,在(江安)县北。……《志》云:县西旧有三江碛,控江为险,宋嘉熙三年筑城于此,以御蒙古。或曰三江碛即绵水口也。”[40] (清人许鸣磐所纂《方舆考证》也沿袭此说 [41] )。顾祖禹见到的地方志载,三江碛在江安县西,其特点是“控江为险”, 并说或认为三江碛即绵水口。而绵水口之所在,据民国《江安县志》所载,即江安县城西面绵水(合淯溪诸水)入大江(长江)之处 [42]。考察了解到,在绵水口,有一冲积沙洲名中坝,又叫牛角坝,东西长约3公里,南北最宽处约400。其北面濒临长江,淯江(绵水)从它的西南方流来,在坝的南面中部地带折而向东流约1公里,注入长江。这样,长江和淯江(绵水)就把中坝围成一个半岛。到了涨水期间,长江水自坝的西端湃入,而中坝西部的南面地势较浅(今名龙王沱),江水遂沿着中坝西端的南面浅地自西向东湃流,于坝的南面中段地带汇入淯江(绵水);然后注入淯江(绵水)的河床东流,再于坝的东端入长江。这时,中坝遂成为一个江心岛。考察时,中坝属江安县西江公社河中大队一、二生产队,坝上有社员150余户、近700人,土改时有田土约620亩,现有耕地近300亩,是蔬菜生产基地。在宋代中坝一带已住有不少居民,且为游览之所,黄庭坚道出江安,江安县令就于中坝之葛氏竹林置酒款待 [43]。水中之沙堆曰碛,中坝为冲积沙洲,当属碛类。而它又南近江安县城,北临长江,实为控扼长江的军事要地,具有“控江为险”的条件;其位置亦延至江安县城之西,且当绵水入江之口(在龙王沱之南,当地称为“河嘴” )。考察中,未见城筑痕迹,亦未听到有关传说。既云筑碛,是指在这个水中沙洲上构筑工事,或垒石为障,类如奉节的八阵碛。中坝有大量的鹅卵石,宋军可垒石为障。当蒙古军队攻蜀之时,宋方在位于长江南岸的江安县选择这个地点,构筑工事,屯兵戍守,作为控扼江安县城附近长江水道军事据点,是有可能的。

近查资料见到,又见几种说法:

1、曾有在中洲(坝)设县治之说。《旧唐书》载:“绵水,汉江阳县地,晋置。绵水县,当绵水入江之口也。”[44]《舆地纪胜》:“废绵水县。《寰宇记》云,在汉江阳县地。晋置绵水县,在绵水溪口汶江水中洲上。乾德元年并入江安县。”[45] 《元一统志》载: “江安县。……唐属泸州。旧县在汶江中洲(洲原误为州,据《舆地纪胜》正),水数为害,迁于南岸。”[46] 民国《江安县志》对据《旧唐书》之说提出不同看法:“然洲地低狭,不足建县,今中坝是也。去中坝里许名小坝,面大江,背绵水,前豁后倚,古城当在是。”[47] 该志登载了主纂人陈天锡的一篇文章《江安县释地》,写道:“《旧唐书》,绵水县当绵水入江之口。其所谓江当指大江,所谓口即绵水口,在今江安小坝、中坝之间。据此,知唐之绵水县治与今治近,而古江安之在江北愈彰彰明也。”[48] 可见,江安县附近的中坝或小坝,曾有是绵水县治所在地之说,宋初并入江安县。笔者对小坝的情况没有什么了解,它是否比中坝更符实际?是否与中坝即为一体?如果中洲、小洲确实曾为县治,就为江安县曾在此修筑防御设施提供更多基础,也增加了此即三江碛的可能。

2、中洲之所在地。新修《江安县志》写道:“汶江中洲是现在什么地方,也无法确定。但据‘中洲’ 和‘水数为患,迁于南岸’ 的情况看,应该是距今县城十里的古县坝。其地在县北长江中,四面环水,面积1平方公里,略高于淯水、长江之间的牛角坝。清乾隆《江安县志》载:‘古县坝。在县北十里,相传宋初筑县治于此。’(引者按,嘉庆《江安县志》卷2山川同)由于是‘相传’,无文献和实物依据,后人有认为可能是牛角坝或牛角坝相邻的小坝,但依据比古县坝更是不足,未便定论。[49]

3、长宁县有名为“三江碛” 的地方。民国《江安县志》据《宋史 × 蛮夷传》所载记述,宋真宗祥符五年转运使寇瑊招安晏州多刚县斗望时,“令诸州巡检会江安县集公私船五百余艘……自蜀江下,抵清浮坝树营栅招安……两路兵会于泾滩,置塞。”宋将王怀信引兵急击,“追斩至泾滩……七年正月,其酋斗望为官军大败” ,县志编者的按语写道:“按是役也……其地理尽在今江安、长宁两县界,清浮坝江安城北洲今名中坝,泾滩长宁三江碛,思妟江口在长宁合淯溪处。” [50] 嘉庆《长宁县志》载:“泾滩,县东北五十里。” [51] 从地图上看,今长宁县竹海镇之南、万里镇之西南有地名呌“三江” 或“三江口”,它是否就是“泾滩长宁三江碛” [52] ?又是否是《宋史 × 地理志》所记的江安之三江碛?民国《江安县志》云:“梅桥乡越长宁数里有石刻、泾滩瀑布遗迹……地近泥漕溪入淯处,今名三江口,昔属江安。”[53]《宋史 × 地理志》云:“长宁军,本羁縻州,熙宁八年夷人得箇祥献长宁……等十州,因置淯井监,隶泸州。政和四年建为长宁军,领砦堡六:……武宁砦,熙宁七年置,旧名小溪口,十年,改今名。……宁远砦,皇祐元年置三江砦,三年,改今名。宣和三年,以砦为堡,四年,复为砦。……南渡后,县一:安宁。嘉定四年升安夷砦为县,有武宁、宁远二砦。”[54]《舆地广记》于江安县沿革云:“江安县,本汉安县地,东汉置,属犍为郡。蜀为江阳郡治。……隋属泸州,开皇十八年改曰江安。唐因之。故绵水县,汉江阳县地……乾德五年,省入江安。” [55] 尚未见到迄于宋代,江安、长宁行政疆域互相变易的记载,民国《江安县志》所谓“昔属江安” 指,还需详考。

目前了解到,被释为三江碛的地方,有江安牛角坝、中坝、小坝、古县坝及今长宁境內之说,均待深入考订。至于有关宋、元之际宋方所筑“江安之三江碛”的确切地址、修置意图、建筑结构、军事地位、与州县的关系和在抗击蒙军中的作用等,也都还需要进一歩探考。

泸州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是宋代的西南重镇。在宋蒙() 战争中更具有重要地位,其中治所迁徙又起到很大作用。而今,泸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神臂城又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无论从历史或现实而论,都需要把宋、元之际泸州治所迁徙的问题努力弄清,并向社会正确介绍。对那些尙未弄清和存疑的历史问题,一方面客观披露研究现状,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切实考察研究,加强讨论榷议,期冀逐步得到准确认识。

 

2015.4于川大花园旭水斋

 



[1] 参见胡昭曦:《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收入氏著《巴蜀古史考察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

[2] 参见孛兰肹等撰、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 × 前言》,中华书局1966年版。

[3]《元一统志》第521页,中华书局1966年版。

[4]《宋史》卷89《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5]《永乐大典》卷2218“泸”字, 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6]《大明一统志》卷72“泸州 明天顺刻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7]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72“泸州”、“合江县”,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8]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11“泸州”,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12,四部丛刊本。

[10] 嘉庆《直隶泸州志》卷1“沿革”

[11] 乾隆《合江县志》卷4 “山川”。

[12] 同治《合江县志》6“山川”。

[13] 民国《合江县志》卷1“舆地”。

[14] 陈世松、喻亨仁、赵永康:《宋元之际的泸州》,第139140页、第3334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15]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第3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合江县志(19862005)》第23篇第672673页,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

[17] 新修《泸州市志》“总述” 1页、“大事记 9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18]《泸州市志(19912005)》第33篇,下卷第958959页,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

[19]《宋史》卷89《地理志》。

[20] 雍正《四川通25“山川 × 合江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 乾隆合江县志》卷8“山川”。

[22]四川百科信息网sc.zwbk.org/MyLemmaSh.... 2012-02-02 泸州_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link?u... 2015-01-12 

[23] 参见李天鸣:《宋元战史》第二章“端平二年至淳祐十一年的宋蒙战争”,台湾食货出版社1988年版第一册;陈世松等:《宋元战爭史》第三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胡昭曦、邹重华主编:《宋蒙(元)关系史》第二章第三、四节,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4] 参见段玉明、胡昭曦:《宋理宗“ 端平——淳祐更化 刍论》,载邓广铭、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昭曦:《论宋理宗的“能”与“庸”》, 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收入《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5]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5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2载,宋理宗嘉熙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令学士院降德音于蜀淮西:“近览李埴奏,知蜀渐次收复。”收入王智勇、王蓉贵主编《宋代诏令全集》第13册第782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7]《宋史》卷43《理宗纪》。

[28]《宋季三朝政要》卷3《理宗》。

[29]《宋史》卷412《孟珙传》。黄宽重:《孟珙年谱》将此事系于淳祐二年二月。见氏著《南宋史研究集》第73页,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

[30]《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70页。此事嘉庆《泸州志》卷5记:“理宗淳祐二年……时蒙古也可那延攻泸州,() 珙遣王令、刘全、焦进、张祥各屯兵以备之,且下令应出戍主兵官不许失弃寸土。”

[31]《元史》卷121《按竺迩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32] 参见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第185192页,巴蜀书社1997年版。

[33] 阳昂:《纪年录》,载阳枋:《字溪集》卷12“附录”,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阳少箕、阳炎卯:《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载阳枋:《字溪集》卷12“附录”。

[35] 参见《元史》卷121《按竺迩传》;元明善:《雍古公(按竺迩) 神道碑铭》,载《永乐大典》卷10889“古”字;《续资治通鉴》卷170

[36] 何乔新:《椒丘先生文集》卷7《资政殿学士余玠卒》,明慎独斋刊本,国家图书馆藏。

[37] 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11“泸州”、嘉庆《直隶泸州志》卷2“古迹”、嘉庆《江安县志》卷2“古迹”、道光《江安县志》卷1“沿革”

[38] 赵永康:《江安县古城墙上的遐思》,载氏著《我家江水初发源》第4页,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39] 《四川古史考察札记》第103106页“三江碛”;《巴蜀古史考察研究》第8689页。

[40] 《读史方舆纪要》卷72《江安县》。

[41] 鸣磐纂:《方舆考证》卷70,济宁潘氏华鉴阁本。

[42] 民国《江安县志》卷1“山川”

[43] 参见《蜀中名胜记》卷16《泸州》。

[44] 《旧唐书》卷41《地理志》。

[45] 《舆地纪胜》卷152“泸州×古迹”, 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夲。

[46] 《永乐大典》2217“泸”字引。

[47] 民国《江安县志》卷2《古迹》。

[48] 民国《江安县志》卷1《建置》。

[49] 新修《江安县志》第一篇《建置沿革》,第49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50] 民国《江安县志》卷2《兵事》。参见《宋史》卷496《蛮夷传》。

[51] 嘉庆《长宁县志》卷2《山川》。

[52] 参见《四川省地图册》,四川省测绘局,1981,第164页;成都地图出版社编制:《四川省地图册》,成都地图出版社,1999年,第119

[53] 民国《江安县志》卷1《山川》。

[54]《宋史》卷89《地理志》。

[55]《舆地广记》卷31《梓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