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安军城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06-02 14:28     点击量:
 

索德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刘雨茂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现和研究

    20世纪70年代四川大学历史系胡昭曦、林向教授对怀安军古城实地考察,确定为一处古城址,并推测为怀安军军治所在。[1]

金堂县薛玉树先生曾多次对古城进行实地考察,并作《怀安军故城初探》一文,也认为是怀安军治所。[2]

20世纪80年代进行第二次文物全国普查进一步确定了古城址,并升为县级文保单位。
    早期的调查使消失了几百年的怀安军古城重入人们视野,但是限于当时资料,对于古城的性质推测成分较大。调查者仅依据发现的碑文推测为怀安军治所,但怀安军辖境较大,境内都可以称为怀安军,古城虽属怀安军,但并不一定就是怀安军治所。这也是部分学者至今依然反对古城为怀安军治所的原因。

  古城地理

城址位于金堂县淮口镇同兴社区洲城村,西北临原东升村,北依同兴场,南至下坝村。基点经度为104°33 ˊ5.3〞,纬度30°42ˊ49.6〞,海拔418米。城址西距成都市区48公里,北距金堂县城23公里,地处金堂县域中西部,坐落于沱江上游。沱江在此有一个“U”形转弯,受沱江冲击影响,在其西侧形成一个较大的平坝,城址平坝的东缘。平坝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为居住良所(图一)。古城西面为丘陵山地,靠近城址的一座小山当地称之花果山,再向西不远处即为有名的
云顶山, 是南宋时期抗击蒙古的重要战略据点,云顶山属于龙泉山脉。城址东临沱江,隔江屹立着南宋时期的瑞光塔(图二),再向东就是川中丘陵。东北处为淮口大桥,
金乐公路从城北穿过。

  城址调查与收获

    我们对古城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第一次是2007年初,由于刚刚进入现场,对整个城址的情况并不熟悉,此时主要目的是配合当时的勘探和发掘,确定城址的边界,了解勘探和发掘区域在整个城址中的位置。

第二次调查是200811月至12月初,此次是在发掘城墙等重要遗迹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城址的范围,将城址边界细化,然后根据传说调查城内的相关遗迹,并对重要遗迹进行钻探和试掘。再以古城为中心,调查周边与之相关的遗迹,如花果山、古河道、云顶山石城、瑞光塔等,最后对古城进行测绘,与之相关的遗迹统统标在图上。

此次调查以地面踏查为主,结合钻探和探沟。考古调查发展到今天,已融入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测绘工具和计算机及相关软件的运用,但是传统的调查方法依然是基础。笔者将传统的考古调查方法用中医的“闻”、“望”、“问”、“切”来予以总结。
   
“闻”,是查阅资料,了解调查地的相关背景。调查前,我们查阅了不同时期编撰的《金堂县志》,并以此为线索,找出历代与古城、怀安军有关的文献,通过查阅,基本了解了古城、怀安军的历史背景。

“望”,是现场观察,包括地形、地貌、地表遗存等情况。这个基本在踏查时候完成,通过“望”了 解古城址的自然、人文、交通、保存现状等方面情况。

“问”,是走访当地村民和相关专家,访问者以男性老人为主,收集了大量有用的信息和传说。比如当地有一种传说,现在的沱江通道原是从古城西边改道过来的,但我们的调查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首先,沱江是四川境内比较大的河流,如发生这么大的改道事件,将会形成很大的灾难,文献上应该留下记载或线索,但我们并没有查阅到这方面的资料;其次,从古城和护城河的规划来看,城东依沱江明显据有江为险的意图,而且其护城河水并非是从沱江引水,而是排入沱江,从逻辑顺序来看,应该是先有沱江再有古城,所以至少在古城修后沱江并未改道。

但随后又有一个问题,护城河水是从哪儿来?护城河西北高,东南低,河底高于沱江水面,其水排入沱江,如无水源注入,那么护城河必然无水。显然,干涸的护城河防御性会大大降低,那护城河就存在一个水源问题。于是笔者重新联想到沱江改道的传说。据我们的访问,沱江改道传说在当地家喻户晓,甚至还有人说在花果山边岩山上还有纤绳的痕迹,流传如此广泛总有其道理。那会不会在古城西边确有一条古河道,护城河水是从古河道而来?于是笔者决定以花果山下为起点,沿着平坝、丘陵交接的地方一直朝沱江方向走,只要古河道真的存在,总会有线索,果然越向下走,靠近山边的地势就越低洼,多被开辟为水田,终于在与沱江交界的地方,发现有河道遗迹,很可能是古河的沱江入口。后来又发现佐证,在花果山西边约200米处又发现一河道,当地村民称为猴子桥河(图三),猴子桥河发源于龙泉山脉中,向北流入沱江,现宽约5-10米,下切约3米深。从地表情况来看,原来河道宽约50米,流水量较大。这样就进一步解决了古河道水源的问题:古河道从猴子桥河引水,后来修古城,人工修筑河渠将古河道的水引入护城河,几年前在古城的西北角还有东西向的堰塘(现已被填平,建起安置房),可能是人工河渠痕迹。这样护城河的水源问题得到了解决。此古河道南北均与沱江相通,将沱江航道由曲取直,很有可能被作为行船的一条捷径,所以才有古河道行船的传说。但由于河道紧依丘陵山地,晚期由于人口增多,山地垦荒增多,环境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逐渐将河道淤积。
    “切”,就是钻探,打探沟,铲光断崖上的剖面,以观察地层,甚至对重要地方试掘。长久以来,考古钻探工具一直以盗墓人发明的洛阳铲为主,但洛阳铲钻探费力,而且带土很少,我们此次使用的钻探器通过旋转钻头下探,省力,携带方便,可以拆分、加长,钻头较大,带土较多,利于观察(图八、九)。通过钻探我们确定了护城河边界和深度,深约4米,宽20-30米。

调查完成后,我们对古城轮廓有了一个基本认识。西边、南边有护城河(图十二),北面情况不详,护城河水引自花果山下的古河道,古河道水来源于今猴子桥河。传说城有四门,北门在发掘中发现,其他几门都有大体的位置。西门在今七星桥附近,当地老人说七星桥石筑,原有七孔。南门在城内的机耕道与护城河相交的地方,在六七十年代还有一个土墩,高3-4米,后因为土改取土破坏。东门在今唐家院子附近,此处取土严重,未能证实。古城的北部以寺庙遗迹为主,《大宋怀安军重□□□禅院记》也是发现于此处,据说还有一金轮寺,清嘉庆中尚存一块宋代藏经记碑。传说城西北今粮站附近为校场,场内原有点将台,清代中被拆。

    城内还发现大量的水井,据说有48眼水井,如此数量的水井既说明城内居民众多,又表明古城防御设施的完备。这次发现了十多眼井,其中大部分十多年前还在用(图十、十一)。根据水井的位置可以大致推测城内民居的分布。关于城周围也有许多的传说。城西花果山为墓地,但是我们在花果山仅发现汉代和近现代墓葬, 未见确切的宋墓遗迹。花果山北、沱江边上的九龙滩为刑场。隔江对面蛇山现屹立一瑞光塔,据说原属于太平寺。
    城内瓦片堆积较厚,有些房子的土墙上挂满瓦片、瓷片。几百年来,城内出土了大量遗物[3]。清嘉庆前,农民在古城东南二里掘得一小碣:“怀安军学在城南一隅夫子庭侧。绍兴年乃作外门,设以屏独,迫而不舒,公祖谓生徒曰:‘先圣有庙,学有宫”等字[4]。清咸丰中,在城内出宋熙宁石刻一件,并有迪功郎怀安军教授李”以及颂和诗各各两首。清光绪中,城外出残碑一件。上有“令摹勒庭坚所书”、“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臣吕颐浩题”、“怀安军金水县恭依绍兴二年圣刻石令庭坐右”、“右朝散郎知县事”。[5]嘉庆金堂县志中还记载有《知怀安军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林公自赞碑》、《□奉大夫知怀安军事袁倚宋灵龟庙碑》、《宋怀安军事种温墓碑》。[6] 1987年村民挖出一方铜印,印文为“武宁第十五指挥第四都朱记”,背刻“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三月少府铸”。今粮站稍北处发现一块石碑,碑名为《大宋怀安军重□□□禅院记》。这些器物今天多已不存。

古城出土的遗物多集中于南部,此处出土有印章、铁剑、铁鼎、钱币窖藏、龟趺碑、佛教造像、巨大的柱础石,笔者推测古城的行政中心在此。

这次调查队伍中有测绘人员。古城边界确定以后,将其测绘到图纸上,然后把城内的遗存和相关的传说点标上,最后将周围与古城有关的地理、遗存标注出来,如花果山、云顶山、古河道、沱江、瑞光塔等,这样有利于从大环境来理解古城。

发掘与收获

2007初以来,我们对怀安军古城进行了两次发掘。先对待建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共布2.5×10米探沟89条,然后选择重要遗迹现象进行大面积揭露,发掘面积9000余平方米,发现了城门、城墙、民居、寺庙、街道、排水系统等重要遗迹,时代以南宋为主,取得了重要收获。

城门是最重要的收获(图十四)。城门位于北城墙的东部,城门大规模修建过两次,使用时期还有多次修补。城门至迟北宋已经修建,由于保护的需要并未完全发掘,所以早期城门形制不清,通过局部解剖来看,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13.3米,南北宽约8米。通道采用抬梁式,内有排水沟,路表铺石板。城门与北城墙同时修造,修筑城墙时候预留出城门位置。至南宋时大规模扩建,南北总长21米,东西总宽45米,规模还是比较大,修建主要材料是土和石,少见砖,内夯土,外包石,道路全用规整的石板铺筑(图十五),如果完全复原,其气势相当宏大。城门石质较差,应是就地取材,和西边丘陵上的石质相同。城门内侧发现对称的房屋两座,从其规模和位置来看,很有可能是与城门的戍所。

寺庙遗迹也是重要的发现(图十六)。城北发现5座房屋组成的建筑群,建筑群以F2为中心布局的,F2规模较大,长21米,宽17.5米,先用黄土垫筑一个台基,台基四周用条石垒砌包边。F1F3F4F5分布在其周围。F5西面一条沟内出土了佛像、力士等石刻7具,造像应为遗弃,不像特意埋藏,另还有少量的青瓷。房屋时代不晚于南宋。从规模和相关的遗迹来看,F2显然非普通的民居,很可能是寺庙遗迹,《大宋怀安军重□□□禅院记》石碑就是发现于此处附近,此碑说明两个问题:一、此城确在怀安军区域内;二、证明了此城内有一寺庙,名为某禅院,且在宋代怀安军时期重修。此碑既然发现于此处,那说明禅院可能在此处不远,而F2附近沟中又发现多座佛教造像,造像虽然遗弃于沟中,但依常理,寺庙应在沟的不远处。F2等遗迹与禅院的时代、地点都基本吻合,所以F2可能就是北禅院的一个部分或与其相关。

此次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排水沟,排水沟犹如血脉一样穿于城内。多数排水沟两侧用石条砌筑,顶上再覆盖石板。排水沟之间相连,密如蛛网,构成了科学的、复杂的排水系统,展现出了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城市建设的繁荣和先民的聪明智慧。

还发现有街道。中间为道路,道路用砂石逐层夯筑,两边用条石包边,路面上铺石板,道路两边为房屋建筑,应是临街店铺。(图十九)
   
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唐宋时期遗物,门类多、涉及面广。有瓷器、陶器、石刻、钱币、印章、铁器和大量石质建筑构建等,以瓷器最多,器形有碗、碟、盏、罐、钵、坛等,多为邛窑系产品,部分为景德镇、龙泉窑等其他窑系。石器多为建筑构建,有石刻狮子、佛教造像(图二十)、臼、磨盘、缸等,一些石板上还刻有莲花纹;F4内发现的一块石板上阴刻“军资库”三字(图十三),说明军资库应该在不远处;石刻造像较为精美,青砂石质地,有佛像、菩萨、力士等形象。瓦的数量最多,有板瓦、筒瓦、瓦当、滴水等,板瓦多为布纹,瓦当有莲花纹、兽纹等,部分瓦当为琉璃质地。印章为玉质,无字。铁器有锄、锅、刀、矛等。这些器物将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人们生活、生产等诸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五  古城为怀安军治所

科学发掘该古城之前,无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古城为怀安军治,所以有学者认为此城仅是怀安军境内的一处普通城址,怀安军治所在青白江区城厢镇。但笔者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已可确证古城为怀安军治所。

首先,此城与古文献记在的怀安军城地理位置大致吻合。《性善堂稿》[7]载:

其地多大山盘亘,数千里东达于潼遂,西达于成都,盖东西之冲而山川之要会也。当其任者得其人,西川有变可以扼之于此,而使不得以越吾境而东;东川有变可以扼之于此,而使不得以越吾境而西。大小相维,犬牙相错,此太祖皇帝神武英断所以建立此军之本意也。

此山应指龙泉山脉,龙泉山脉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在东经103°40′-104°40′、北纬29°40—30°30′之间,在盆地内形成一条高高的、狭长的隆起,山脉长200km,宽10km,呈南(偏西)向北(偏东)走向。龙泉山脉是岷江与沱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成都平原与盆中丘陵的自然分界线,其西面是成都平原,东面是川中丘陵,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成都平原的一个天然屏界。在成都境内称之龙泉山,唐代称分栋山(《北周文王碑》称分东岭,《简州志》称分栋山),宋代随灵泉县改称灵泉山,明代改为龙泉山

古城正位于龙泉山脉的东面,向东为川中丘陵,既是成都东部门户,又为东西两川之要冲,与度正描述的怀安军位置接近。

其次,从古城地名的演变也可以找到怀安军留下的历史印迹。当地百姓一直将古城称为州城,古城内的村子名之“州城村”。由于怀安军所处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其行政级别不断提高。义熙九年(413),晋廷派朱龄石率军平蜀,遂于东山建立金水戍(可能原名为金渊戍,待考),作为军事驻地,戍所可能就在现在的州城村,以水出金沙故名。西魏废帝二年(553),魏军尉迟迥伐蜀,据有梁益诸州,建置郡县,于金水戍旧址建立金渊郡及金渊县,同时建置白牟县(即今青白江区城厢镇)隶属该郡,郡治金渊。北周废郡及白牟县,并入金渊县,隶蜀郡。隋初隶凯州(今中江县),后州废改隶蜀郡。唐武德元年,因犯李渊讳,改名金水县,隶益州,后又改隶简州。唐咸亨二年(671)分置金堂县,隶汉州。宋乾德五年从西川转运使曹翰奏请,升建为怀安军,辖金水、金堂二县,军治金水,初隶西川路,改隶梓州路,(后改名潼川府路)。元代升军为怀州,州治金水县。至元十三年(1276),废金水县省入怀州,至元二十年(1283),又废州省入金堂县,州城遂被废置。因为怀州是古城所获最高行政级别,虽不久便废弃,但当地村民记住了其最辉煌的时候称呼,所以今日仍以“州城”称呼古城。从发音来看,古城所在地“淮口镇”也得名于“怀安军”,“淮”音同“怀”,据县志记载,直至清代“淮”仍和“怀”互用,民国24年正式改“怀”为“淮”。名称的变化也从一定程度说明此古城与怀安军关系密切。

次之,怀安军古城的形制与文献记载较为吻合。度正曾对怀安军城有过详细的叙述:

故为之城郭,为之楼橹,无所不备。承平无事,上下习,不复葺治,岁月既久,渐以颓塌,今则人皆可越矣,盗入其境,何以捍御?散入山谷,必为民患。臣今打量:军城周围计九百四十三丈,高一丈五尺,其址厚一丈六尺,其上厚六尺,乳墙头高五尺,履险墙高五尺。

度正为南宋怀安军知军,记载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怀安军城与古城的大小接近。“军城周围计九百四十三丈,高一丈五尺,其址厚一丈六尺,其上厚六尺,乳墙头高五尺,履险墙高五尺”。关于尺度的换算,各家所依不同,本文采用1尺等于31.68厘米的换算方法,那怀安军城周长约2989米。经测绘,今古城平面呈菱形,东城墙长约970米,北城墙长约380米,其周长约2700[8],与怀安军城周长接近。

度正记载墙体“其址厚一丈六尺”,折合几天的米制,约5米,与第一次修建墙体的宽度大体相同。据勘探和发掘的情况来看,古城至少大规模修建两次,一次是早期修建,很有可能为北宋或更早;至南宋,有一大规模的扩建。城墙也修建过两次,第一修建的墙体宽4-5米,第二次修建的墙体宽7-9米。这些均与文献记载相似,太祖皇帝立军之时 “为之城郭,为之楼橹,无所不备”,但至南宋怀安军城“岁月既久,渐以颓塌,今则人皆可踰越矣。”因此怀安军知军度正上书建议重新修葺,度正的建议是否被采纳已不可知,但考虑到南宋战火连天的形势,此城很可能继续得到利用,第二次修补部分很有可能是因为度正的建议而重新修建,第二次修补的墙体内的遗物时代大致为南宋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城内第③层为建筑倒塌堆积,时代也是南宋,这些都说明在南宋时期确有一次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和破坏活动,破坏可能是元军入侵所致。

再次,古城内出土的多件遗物证实该地确是怀安军治所。“武宁第十五指挥第四都朱记”铜印,指挥、都属于军队建制,说明此处确实军队驻扎。《大宋怀安军重□□□禅院记》,至少可证古城在怀安军境内,为其管辖,还有上文提到县志中记载的一些已经失传的石碑也可以作为辅证。“军资库”和“宋怀安军学”石碑更是古城为怀安军治所确证。军资库,是宋代州一级官府主要的存储日常经费的仓库。南宋人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宋朝“守臣、通判名衔必带军州,其佐曰签书军事,及节度、观察、军事推官、判官之名,虽曹掾悉曰参军。一州税赋民财出纳之所独曰军资库者,盖税赋本以赡军,著其实于一州官吏与帑库者,使知一州以兵为本、咸知所先也。”这说明只有州一级的官府才有军资库,县级及以下官府不设军资库。《文献通考》卷24《国用二》也说:“军资库、公使库,则皆财赋之在州郡者也”。宋代以府、州、军、监并称,军相当于州一级政府,大体说,凡政治、经济、军事三者兼重的地方设府,有驻重兵的军事地区设军,成为兵、民、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域。正是因为战略位置重要,怀安军才由金水县升为军。所以古城内发现的“军资库”碑成为该城为怀安军治所的铁证。“军学碑”发现于古城附近,其文明确提到“怀安军学在城南一隅夫子庭侧”,怀安军学属于军、州级的官学,应该在怀安军的行政中心,也说明此古城就是怀安军城。

综上,古城为怀安军治所无疑。

怀安军城与云顶石城

云顶山古名石城山,唐时改名云顶,又名慈云或紫云,调查云顶山时适逢云雾,从远处望去,云雾缭绕,进入山中,雨雾缠绵,名之为云顶山最为贴切不过了。云顶山位于成都金堂县境内龙泉山脉中段,沱江西侧,为今淮口镇管辖,距怀安军城约15里。山上有川西唯一幸存的宋元战争遗址——云顶石城。传说诸葛亮曾在此屯兵守隘。南宋淳祜三年(1243),四川安抚制置使余介为抵抗蒙古军队入侵,在此地修造防御体系,与合川钓鱼城、南充青居城、苍溪大获城、万县天生城等被蒙古军称为川中八柱 。全城因山为势,利用天然峭壁作为城恒,中断处则以条石扣榫,丁字形堆砌筑墙相连,城垣处于缓坡地带时,则加筑一字墙以防敌人接近。山城周围有8座城门,皆筑于悬崖陡坎之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南宋军民在云顶山城戍守先后15年。元朝建立后,四川山城多被拆毁,但此城却受到民间千方百计的保护,因而被完整保留下来。现在,山城的北城二门、长宁门雄姿不减,后宰门、端午门、南城门、小东门遗址可寻。山上还有当时守卫军民在此开凿的水井18口、水池32个。

云顶石城地势险要,周围为天然的悬崖峭壁,山上以军事设施为主,战争气息特别浓厚,不太适合居民生活。而怀安军城紧依沱江,建于于沱江冲积平坝上,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地理环境优越,周围城墙虽有军事作用,但平时主要防“盗入其境”,生活气息浓厚,发现大量的民居、寺庙、古塔等建筑遗迹以及瓷器、铁器等生活用品可以印证。

云顶石城使用短暂,南宋淳祜三年(1243),宝祐六年(1258年)失陷,使用时间短暂。而怀安军古城至迟北宋已经修城,居住大量人口,至元代才废弃,今天仍有大量人口居住。

所以二城性质不同,怀安军城是一个长久生活、聚居场所,而云顶石城则是战争状态下形成的临时性防御型山城。但二者又是相互依存的,遇到大规模战争,居民可以从怀安军城撤入山城,以保安全;和平时期,居民从山上下来,进入军城,过着安定的生活。

结语

通过多次的调查和发掘,了解了怀安军城的基本情况,如边界、治所、护城河等问题,这也是近几年来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唐宋时期考古的重大发现,对四川地区唐宋时期历史、地理、文化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鉴于宋代的战争形势,通过该城址的发掘还可以了解怀安军在整个川西平原城市体系中的军事作用。该城址的发掘还给其他相关城址考古提供借鉴,促进四川地区城市考古的发展。

但是由于发掘面积过小,还难以充分了解军城的布局,要详细了解城墙的始筑和修补、毁坏年代、官署衙门、武库、校场、道路、排水系统、寺庙、商铺、民居、临河码头等方面情况,进一步复原出怀安军的行政体制、民众生活、商业活动、交通运输、民俗信仰以及晚期的“金戈铁马”生活还需要不断的发掘和研究。



[1] 胡昭曦:《巴蜀历史考察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113页。

[2] 薛玉树:《怀安军故城初探》,《成都志通讯》,19913期。

[3] 根据不同时期的县志和调查所得。

[4] 《重修四川通志金堂采访录·艺文志》

[5] 《重修四川通志金堂采访录·艺文志》

[6]  嘉庆版《金堂县志》

[7] 度正:《性善堂稿》卷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8] 由于精确的测绘还没有出来,所以本文对古城周长的计算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