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海龙囤遗址:贵州最接近世界文化遗产的土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5-05-21 08:07     点击量:


        2013年4月9日,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遵义海龙囤遗址全票当选,成为我省继盘县大洞(1993年)、赫章可乐(2001年)、威宁中水(2005年)之后,再次获此殊荣的重大考古发现。“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共同举行的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当年重大考古发现的一项活动,已连续举办23届,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2012年度的评选竞争异常激烈,先从600余项合法考古项目中遴选出43个候选项目进入初评,初评评委由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全国70家考古发掘资质单位代表组成,排名前25的项目入围终评。终评会4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最终由21位评委评议投票,排名靠前的十个项目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海龙囤遗址是终评环节惟一全票通过的考古发掘项目。

  此前在第十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评选中,遵义海龙囤遗址也曾高票入选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连续获奖,表明海龙囤遗址的重大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对海龙囤遗址正在开展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期《黔潮》,我们带您一起领略这处贵州最接近世界文化遗产的土司城堡的非凡魅力,并邀嘉宾就其发掘、研究、保护和“申遗”工作进行深度解读。

  全票当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非凡魅力

  贵州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许明在接受采访时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荣誉的获得,首先得益于先人创造和留下了珍贵的遗产,其次是我们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由考古人员做了科学的揭示和研究工作,最后是通过公众考古等活动做了很好的宣传推介,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缺一不可。荣誉是对工作的肯定,也是下一阶段工作的新起点。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创造性工作,向“申遗”发起冲刺。

  一份珍贵的土司遗产

  海龙囤位于遵义老城西北约15公里的龙岩山巅,又称龙岩囤,是一处宋明时期的“土司”城堡遗址。其行政区划属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双龙组。遗址三面环溪,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地势十分险要,《明史·李化龙传》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囤北白沙水、囤南腰带岩在囤之东南交汇后绵延东南流,过遵义城区而称湘江,最终注入乌江。

  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至17世纪为杨氏所据,世守其土达724年,至末代土司杨应龙时传27代30世,即30人先后出任播州统领。根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杨氏第15世杨文主播时的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而毁于明万历二十八年的平播之役。

  公元13世纪,逐渐强大的蒙古在先后灭西夏、金后,与南宋开始了正面冲突,其所采取的由西而东迂回包抄南宋的“斡腹”之谋,使川、黔、渝一线成首冲之地,战事频仍。宋宝祐五年(1257年),已得大理的蒙军向东挺进,播州告急,理宗遣吕文德入播协助防务。吕与杨文相会后,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杨文神道碑》)。“龙岩新城”,即后之龙岩囤,即海龙囤。因此,海龙囤是在抗蒙背景下由中央王朝和地方势力共同兴建的防御工事,代表着国家意志,是一种国家行为。

  但是,海龙囤自始至终也未成为抗蒙的前沿阵地,却在明末成为地方势力与中央王朝对抗的大本营。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由于杨应龙的种种不端行为,明廷发动了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24万大军八路并发,杨应龙节节败退,最后上囤死守。四月十八日,明军聚于囤下形成合围,更番迭攻,苦战50余日,方在六月初六日破囤。海龙囤在战火中化为废墟,但至今仍较为完整的保持着明末废弃时的格局。

  海龙囤于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在由贵州省文物局组织编制的“申遗文本”中,这样评价这处遗产的价值:海龙囤的建筑样式及其所蕴含的防御理念,对同期以及后代的同类工事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作用。海龙囤是中国唐宋羁縻政策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它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这里是著名的“平播之役”的主战场,它见证了杨氏家族统领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海龙囤是关堡相结合的山城体系,它利用地形,又融入地形,将山体作为防御体系的组成要素,形成攻防结合、寓攻于防,层层设关,关关

  相卫,唇齿相依的防御体系。因此,海龙囤是山地军事攻防建筑的杰出典范,充分反映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完美交融,成为宋元明清时代社会动荡的实物见证。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符合《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公约〉的操作指南》第ii、iii、iv、vi条标准。

  一次成功的考古探索

  后人对海龙囤的寻访,从未间断。清儒郑珍曾在道光年间四次登囤,并在道光《遵义府志》里留下“海龙囤”、“海朝寺”、“土月二城”、“海龙九关”等条目,还抄录了囤上当时尚存的碑碣铭文,成为今天研究海龙囤的珍贵文献。

  而科学、全面的考古调查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1999年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遵义县文化局等组建考察队,对海龙囤及其周边诸囤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调查,并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对新发现的“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

  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厘清海龙囤的格局与内涵,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的研究,为“申遗”提供实物和学术支撑,2012年4月至2013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安排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遵义市文体广电局、汇川区文体广电局,展开了谋划已久的历时275天的主动性发掘,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科学发掘活动。发掘之初,考古队即制订了“把握全局,重点突破”的工作方针,在摸清全囤格局的基础上,对其中的新王宫遗址展开重点清理,厘清了新王宫的格局、年代和性质,取得重大突破;同时确认了采石场遗迹,发现了砖瓦窑遗址,解决了建筑材料的来源问题;并对老王宫进行试掘,对海龙囤始建年代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考古发掘过程中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南大学、天津大学等单位合作,采用了重要遗迹的三维激光扫描、发掘区的全站仪测绘、航空摄影与测绘、古建筑的数字复原、动植物遗存的筛选与浮选等新技术,保障信息提取的全面性与科学性。

  发掘期间,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曾先后莅囤指导工作,国内许多知名考古学者也登囤献计,保证了考古工作的质量。

  童明康副局长在参观工地后对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考古队所制定的“把握全局,重点突破”的工作方针表示赞赏,他强调:此次考古工作把握住了重点,做得也十分规范。海龙囤的考古工作要立足长远,做好长远工作的准备,做好规划,一步一步实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称:“这次考古工作做得相当好,非常细致。而且我发现,他们一边发掘,一边查很多文献来认识这段历史,这就与单纯的发掘很不一样,不是上班以后就天天挖土。因为查了很多文献,你就会知道挖的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包括对局部的解释等等。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做考古工作都应该好好学习的,即发掘过程中,要随时思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研究员评价海龙囤的发掘说:“这次发掘是一次高水平的考古发掘。发掘思路很清晰,发掘的突破口选得很好,在发掘过程中查阅文献,以及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的运用都很好。发掘和记录的科学性,为我们今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次面向公众的尝试

  20世纪60年代,由西方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思考而引发的讨论,最终产生了考古学一个新的分支——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以“交流”和“解释”为其核心思想。眼下,通过各种媒介,使公众参与到考古活动中来,从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各方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的一项积极的活动。海龙囤发掘过程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媒体,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公众考古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现代人的一次次出行,不外乎是想获得两种体验:温故熟悉,抑或邂逅陌生。而在历史的遗迹里穿行,你可以同时收获两种体验:既熟悉又陌生。是历史使我们成为了我们,是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我们常常错以为自己身在异邦。我们今天的旅行地是一处400年前的土司古堡:海龙囤。我是你们的导游李飞。”这是4月11日晚,海龙囤考古队领队李飞研究员应“自然之道”的邀请,在贵阳幸福家园社区所进行的一场题为《旅行、猎奇与考古——土司古堡海龙囤的前世今生》义讲的开场白。在近3个小时的讲演中,听者随着他的声音和画面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讲座结束后,许多听众仍不愿离去,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考古者进入社区和大众面对面交流,在贵州尚无前例,这是公众考古的一次有益尝试。

  海龙囤发掘过程中,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贵阳、遵义和海龙囤多次举办学术讲座,受到听者的广泛欢迎。在2012年6月9日全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当天,更是在贵阳举行了“聆听海龙囤”的大型义讲,并现场抽签产生一批幸运听众于次日随考古者一起登囤,“亲历考古,触摸四百年土司生活”。

  此后,又先后组织了“画中海龙囤:艺术家进海龙囤”、“爱我家乡考古进课堂:高坪中小学生进海龙囤”等系列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许多亲历者纷纷撰写文章表达与考古亲密接触的兴奋。省考古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说:“公众考古,让艰深的考古学越来越亲切。”

  考古者通过媒体与公众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也是公众考古学的重要内容。发掘期间,由考古队员亲自操刀,连续撰写十几万字的考古手记在《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等媒体刊发,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从2012年5月中旬开始,媒体对此次考古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给予了长期关注和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两次对相关发现进行报道;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和“新闻联播”等栏目持续关注考古工作的最新进展;《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贵阳晚报》、《黔中早报》等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将最新的发现和认识,通过媒体传递给大众,使得海龙囤考古成为大众广泛议论的文化事件。

  考古队还与当地村民进行了良好的互动,与媒体合作展开的一系列慈善活动,也取得了广泛认同。有学者认为海龙囤考古队在开展考古工作的同时还关注了民生。新华社在转载相关报道时认为“公益慈善+考古探秘,走出文化扶贫新路”。

  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系列活动,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从而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一次抢抓机遇的“申遗”

  2012年初,借国家文物局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之机,贵州省文物局经过深思熟虑适时启动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步伐,将包括海龙囤遗址、养马城遗址以及播州杨氏墓群在内的宋明遗存,以“遵义海龙囤”为名打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当年11月,海龙囤与湖南永顺老司城等遗址一起,捆绑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与之一起列入这份名单的,一共有45个项目。接下来,国家文物局将视各项目的准备情况,本着“成熟一个推一个”的原则,逐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申请,每年一项。这意味着,完成名单中45项的申请,需要走过45年的光阴。

  世界范围内的突出普遍价值,良好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可靠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及良好的保护管理状况,当地人民政府、民众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对“申遗”的态度等,都是“申遗”成功的先决条件。

  海龙囤考古工作开展期间,国内“世遗”专家前往遵义市,对海龙囤遗址进行现场考察,对其现状、价值和利益相关者的态度等进行评估。“海龙囤知名度不高,且文献资料不多,以往对它的了解太少。这次现场勘查,所获取的印象较阅读文本要好得多。”海龙囤给现场考察的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龙囤遗址2012年度的发掘,先后拿下全国六大考古发现和十大考古新发现,表明其普遍价值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么保护机制与状况、遗产地人民政府的决心和遗产地人民的意愿将成为“申遗”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作为海龙囤“申遗”的业务指导单位贵州省文物局一直扮演着“申遗”的核心行动者的角色,而“申遗”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部门能够完成的,当地政府应是“申遗”的主力军。省文物局因此呼吁遵义市委政府尽快成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小组,大力推进各项工作开展。

  目前,湖南、湖北也启动了相关土司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很大,有的地方还将此写入省级政府工作报告。

  “这次由湖南发起的土司遗址‘申遗’,对贵州而言是不是来得太快,让我们有点手足无措,还不知道如何应对?”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红光禁不住表达焦虑之情,他说,遗产地的环境整治、遗存保护的宣传和遗产地居民的动员,要全靠地方政府来做,当务之急是成立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组织机构,强力推进“申遗”的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

  按照要求,今年六月份要提交申报预审文件,在省文物局的督促下,三省已经联合签订预审文件的起草设施协议。与此同时,省文物局已经编制了一批海龙囤相关关隘的保护规划方案,拟向国家申报近一个亿的保护资金,今年的保护项目已经全部成功通过国家审核。

  王红光说,整个海龙囤的保护工程要超常规马上推进,但的确又需要大量时间做准备工作,按照现在的时间排序,原则上2015年2月要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并迎接检查,海龙囤“申遗”已经进入非常紧张的阶段,参与的各方特别是当地政府如果还不立即动起来,再过两三个月,估计就都晚了。

  许明厅长强调,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积极推进海龙囤的“申遗”工作,它是贵州目前最接近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申遗”成功并非终点,它只是一种保护策略,因此我们应把“申遗”的过程,变成一个发掘的过程,一个研究的过程,一个保护的过程,一个宣传的过程。现在海龙囤已做了很好的垂范,我们应藉此全面梳理、提升我省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和方法,大力弘扬贵州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王小梅